1917、1919年，美國藏家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分別從上海古董商人遊筱溪手中購入兩件玉戈，從勞費爾所著《玉：中國考古與宗教研究》、端方去世後出版的《陶齋古玉圖》以及國內所存拓本等資料，可以確認這兩件玉器均屬晚清重臣端方舊藏。 弗利爾美術館藏、博物館編號為F1917.396的藏品，即是遊筱溪在1917年壹封信件中所描述的周代召公所用的「 ”赤刀”（可參見前文：周代召公「 ”太保玉戈”流往美國幕後：端方的腦袋和遊筱溪的信函），遊氏這壹說法因無可信證據，被館方所否定。而另壹件於1919年購入的有銘玉戈，博物館編號為：F1919.13則壹直被國內學者鑒定為召公姬奭所用的「 ”太保玉戈”，有關其研究還在繼續...... 弗利爾美術館有關藏品F1917.396的鑒定資料 弗利爾美術館有關藏品F1919.13的鑒定資料 壹 周召公與赤刀 1917年，弗利爾通過上海遊筱溪的博遠齋購買了第壹件端方舊藏玉器（博物館編號：F1917.396。尺寸：高、寬、厚分別為11.8 x 84.1 x 0.9厘米），館方鑒定為二裏頭文化(公元前2000—— 1600年)或商代早期(公元前1600-1400年)，可能出土於河南。 而按照遊筱溪的描述，這件「 ”玉刀”為西周（前1046－前771年）時期，「 ”蔽國周朝時召公所有，名曰赤刀，乃祭天之用。” 弗利爾1917年從遊筱溪處購入的所謂「 ”赤刀” 弗利爾1919年從遊筱溪處購入的「 ”太保玉戈” 「 ”召公”為周朝官名，第壹位召公名姬奭（音shì），他的後人也繼承了這壹官職，比如周厲王、周穆王時期的召公，便是世襲該職位的姬奭後人。 遊筱溪在信中向弗利爾所提到的召公，便是指這位姬奭。他是周文王的第五子，因最初采邑在召（今陜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或召伯。在輔助武王滅商後，他被封在北燕，都城在薊（今北京）。在武王駕崩，周成王繼位，姬奭任太保。成王去世後，他繼續輔佐周康王。 在西周初年，召公姬奭是政治舞臺上壹位耀眼的角色，他位列三公,與周公地位等同,《尚書·君奭·序》中稱：「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這位長壽的召公歷經了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參與過策劃滅商戰爭、東征平叛、營建洛邑、征伐東夷等重大事件,多次巡行江漢南國,開創了「 ”成康之治”，是西周初參政時間最長的政治家。 編號為F1917.396藏品局部 編號為F1917.396藏品局部 《尚書·周書·顧命》壹篇，所描述的內容就是周成王臨終前，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助太子釗登基的過程，這篇文章詳細記敘周康王在祖廟接受冊命的儀式，其所記載的周成王的喪禮和周康王即位的典禮，是研究周代禮制的珍貴史料。 成王去世後，在康王的登基儀式上，「 ”陳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大意是在這樣隆重的典禮上，在東、西兩墻前邊的席上，所陳列的寶器中，就包括有壹件「 ”赤刀”。這件「 ”赤刀”應是與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等壹樣珍貴的玉器。 對於這件「 ”赤刀”，東漢末年儒家學者鄭玄（127－200年年）解釋為：「 ”武王伐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作為壹位能夠為弗利爾在中國古董市場掌眼的商人，遊筱溪必定具備相當的傳統文化功底，對於《尚書》這類儒家經典著作自然是熟悉的。他在信中向弗利爾稱，這件玉器為召公「 ”赤刀”時，應是聯想到了這些傳統經典中所記載的古老信息。 然而，在講究實證邏輯的美國研究者眼中，遊筱溪的說法並不靠譜。 貳 遊筱溪和勞費爾提供的信息 弗利爾博物館對這件編號為F1917.396玉器的鑒定資料中，壹位署名J.E.L的研究者在其1942年的報告中，認為僅憑遊筱溪這封信件中的描述，難以證明這件玉器就是召公的赤刀，因為這位出售者並沒有提供獲取這壹信息的可信源頭，也沒有提供任何支持他這壹說法的證據。 其次，美國學者貝特霍爾德·勞費爾在1912年出版的《玉：中國考古與宗教研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壹書中，曾經刊出此玉刀圖片（在上篇文章中對此已做過敘述），勞費爾曾經在北京端方的眾多藏品中，親自見過此件玉器，並索要了照片。但勞費爾在他的書中，僅介紹了此件玉刀被發掘於陜西鳳翔府老城附近。 弗利爾館方的研究者認為，如果勞費爾聽說過「 ”召公赤刀”這壹故事並且願意相信它的話，壹定會在書中作出解釋和報道。但是在他的書中只是說，這件玉器的色澤呈純正的淺紅色。這似乎支持了遊筱溪所謂的「 ”赤刀”的說法，但這些均無可信的證據。 1912年出版的《玉：中國考古與宗教研究》 這位只簽署自己姓名縮寫——J.E.L的研究者認為，如此優質、大型的玉器，當然可能是屬於某壹位大人物的，而姬奭完全配得上使用這樣的玉戈，當他被封為召公、或者封於薊、或者封為太保時，都可能被授予這樣的玉戈。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這件玉器與姬奭本人有任何聯系。 再次，盡管勞費爾和遊筱溪都提及此玉器在陜西出土——遊筱溪信中提到「 ”在陜西為土人掘土於召公墓中而出、勞費爾寫道：「 ”於1903年從陜西鳳翔府老城不遠處掘出”——但這些並不能證明其來自於召公墓。 對於召公墓到底在哪裏，至今學術界還存在多種爭議。姬奭長時間參與了周初的政治活動，曾被封於薊創建了燕國，但他派了自己長子姬克管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京（今陜西長安）任職。 他與周公旦分陜而治，陜地以西姬奭主管；陜地以東周公旦主管，這裏提到的「 ”陜”並非如今的陜西，而是如今河南省三門峽市境內。召公與周公旦以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陜州區境內的「 ”陜塬”為分界線，把西周王朝的統治區劃分為東、西兩大行政區，由他們兩位開國重臣分頭治理。 考慮召公生前廣大的活動範圍，因此並不能確認，召公姬奭的墓壹定就葬在如今的陜西省境內。 三 福開森的記錄與召公墓 這位弗利爾館方的研究者也關註到，另壹位在中美兩國漢學界、收藏界都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美國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1945年）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藝術概論》Outulines of chinese Art壹書中所記錄的，在上世紀初發生在陜西的壹件事。 照片：福開森 《中國藝術概論》的現代漢譯版 福開森該書也譯作《中國藝術講演錄》，因其內容基於他1918年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所作的有關中國藝術的系列演講，其中內容涉及青銅和玉器、陶瓷、書畫，涵蓋中國視覺藝術全門類。 在福開森1919年出版的該書中，提到在1902年，從陜西召公墓（原文為：grave of the Duke of Shao）中出土過三件玉器，他進壹步說：那時端方正是陜西巡撫，他命令修復這座墓葬，在此過程中，磚瓦建築坍塌，這些古玉因此被發現。 福開森詳細介紹了三件玉器的去向：「 ”其中壹件由端方家族所收藏，另壹件被北京的Feng Kung-tu收藏,而第三件已經在美國人的藏品中。” 福開森本人也是弗利爾和端方的老朋友了，從他在中、美兩國的廣泛影響力和人脈來看——他曾兼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端方和盛宣懷等地方大員政治顧問、幕僚，參與過修訂中國對日對美條約、被清廷封賜為二品頂戴——上文中提到過端方後人於1924年將壹套商朝青銅器售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壹事，這場交易的中間人正是這位福開森。 如今上海的武康路曾以福開森路命名 筆者認為其在1918年這個時間段在美國披露的1902年發生於中國的事件時，沒有必要作偽，其書中所提供的信息應相對準確，也就是說在1918年之前，壹件從陜西召公墓中出土的玉器，已經被售出到了美國。 盡管如此，這並不能證明弗利爾在1917年從遊筱溪處所購入、編號為F1917.396的藏品便是從陜西出土，同時也無法證明其與召公姬奭有任何關聯。 這位J.E.L堅持上述觀點，他在報告中寫道：「 ”福開森所指出的流往美國的玉器不是我館藏品，而且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我館該件藏品（F1917.396）與其所說的事件有關。但畢竟，福開森的敘述也表明了，召公墓被確認了。” 肆 召公墓與「 ”太保玉戈” 在上個世紀早期，弗利爾的研究人員和福開森似乎沒有明白祠堂與墓地的區別（福開森原文為grave），實際上直到如今，召公姬奭的墓地還沒有被最終發現並確認。 對於福開森所敘述的1902年發生在陜西的事件，國內可信的原始文獻包括，時任陜西鹹陽縣令楊調元的記載：「 ”右周召公玉刀，為岐山武敬亭學博建召公祠時掘土所得。” 也就是說這幾件玉器並非如福開森和弗利爾從召公墓中發掘，而是在修建召公祠堂時掘土被發現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琉璃河發現了1193號大墓，出現了是召公之墓還是其子燕侯克之墓，現在還沒有定論。 有學者分析召公姬奭葬地應當在采邑岐山西南的劉家原壹帶，而支撐這壹說法的主要證據便是福開森所提到的事件中出土的另壹件、由端方家族所收藏的「 ”玉刀”。 在端方去世後，1936年王大隆編撰的《陶齋古玉圖》由上海來青閣書莊印刷出版，該書***編入古玉150器，並加說明考證。這本書中記錄了這件玉戈，但將戈誤認為「 ”玉刀”。 1936年王大隆編撰的《陶齋古玉圖》內頁 1936年王大隆編撰的《陶齋古玉圖》內頁 1936年王大隆編撰的《陶齋古玉圖》內頁 據弗利爾美術館資料，弗利爾在1919年繼續從遊筱溪手中購入了壹件編號為F1919.13a-c的玉戈，該玉戈尺寸為67.1厘米*10.2厘米*0.6厘米。館方鑒定為二裏頭時期至商代早期，也就是約公元前1800——1050年，可能出自河南。 依據該玉戈資料和銘文，以及目前國內收藏的兩幅全形拓本可知，這件弗利爾於1919年購入的玉戈，正是福開森所說的端方舊藏，自其出土以來，有關它的命運壹直受到國內學者們的關註，依據其銘文內容，將其稱為「 ”太保玉戈”。有關其銘文具體內容和發現經過，下文再做介紹。 「 ”太保玉戈”銘文局部放大圖 弗利爾藏品，博物館編號：F1919.13a-c局部 本文為《「 ”我在美國販文物”——上世紀初與弗利爾做生意的中國商人們》系列文章第六篇，未完待續。文中部分圖片和文字資料來源於弗利爾美術館官方網站，請勿隨意轉載並用於任何商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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