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公，家喻戶曉的濟公。確切地說，他叫李修元，出家後佛號道濟，就是這位出生在天臺壹個平常村莊裏的李修元，給赤城山，給他的故裏天臺，給千千萬萬世人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傳說、深刻的思索和無奈的嘆息。
李修元出生在壹個黑暗昏庸的時代。南宋王朝外不能禦敵守土，只是壹味地屈膝投降，求和稱臣；內不能治世濟民，到處貪官當道，黑白顛倒。精忠報國的嶽飛，屈死於“莫須有”的罪名之下，那是壹個產生了數不清悲劇，數不清的骯臟交易的時代。有誌為國為民者，有勁無處使，有才無人用，空有壹腔熱血，令人扼腕長嘆！
幼小的李修元，耳聞目睹無數百姓疾苦無人過問、平民冤屈無處伸張的事情。他後來扶危濟困、嫉惡如仇的種種作為，或許在他的童年就已播下了種子。
我想起了他在赤城山讀書時寫的壹首詩：“利鎖名疆全解去，欲把貪官惡霸除，壹點禪燈雲霧裏，三更孤影讀詩書。”他讀書，不為功名利祿，為的是尋求壹條除惡揚善、救民於水火的道路。
或許，當年他在赤城山上曾走遍壹條條松間小徑，為試圖在荊刺叢生的地方，在崖高坡陡的地方，踏出壹條路。像歷史上所有內心牽掛著民眾福祉的人壹樣，李修元定然作過種種苦苦的思索。
出仕，非他所願。他的父親李茂春不是在朝中做過文官嗎？雖然清廉勤政、正直無私，但在爭名逐利、勾心鬥角的官場之中，到頭來還是落得個被群奸排擠，棄官歸田的結局。
我不知道當年他曾設想過多少方案。只知道他在赤城山上的悟月樓豁然頓悟而自認為得到了救世良方，他想通過出家為僧去尋求壹條普度眾生之路。李修元出家那年，只有18歲，正是人生的帷幕剛剛拉開的時候，他卻選擇了壹種與常人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
自古以來，從小孤苦無依，被和尚收留，在寺院中長大後來又成為寺院中壹員的大有人在；因仕途失寵或商戰失利或情場失意而看破紅塵、遁入空門者亦大有人在。而像李修元那樣，把出家作為壹種人生選擇，想通過佛教來實現抱負的人，絕不會多。
縱觀李修元壹生，他以佛教濟世的理想，最終並沒有完全實現。他個人的生活，也如壹片到處飄蕩的白雲，經受著四時寒暑之變，經受著雷擊風吹之苦，變得面目全非。
李修元在國清寺剃度受戒前後，壹名叫智清的和尚對他心懷嫉妒，處處與他過不去。雖然住持壹本禪師對年輕的李修元十分欣賞，但嫉妒也恰好從此引發。住持對新來的李修元太信任了，原來深得住持賞識的智清和尚心理就失去了平衡。我猜想，李修元是憑著他的學識和人品得到住持賞識而不可能通過討住持歡心，貶低別的和尚等方式得到信任。可是李修元在國清寺生活了短短的壹段時間以後，最後還是被迫離開了。他出眾的才華連累了他，如果他是壹個無才無能的平庸之輩，那個智清和尚絕不會容不下他。他的才華也成全了他，如果沒有智清的排擠，他或許就不會去杭州靈隱，西湖邊上那壹幕幕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或許就不會發生了。
在靈隱寺，李修元依然不得誌，因為寺院的現實與他內心的相去甚遠。寺院中清規戒律多如牛毛，僧人修禪只求個人出世，不問民間疾苦。而李修元心目中，佛教徒應當“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追求的不是個人的獨樂，而是大家的***樂。面對那種死守清規戒律，論經談禪只講形式不求實際的情況，李修元從內心深處感到反感。逆反心理導致了出人意料的行動。他不談經，不參禪，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把壹切清規戒律踩到了腳下。久而久之，在別人眼裏便成了壹個不倫不類的瘋和尚。
壹個飽學詩書、獨具慧眼的人，為什麽會變得瘋瘋顛顛？因為他想越出某種僵化的規矩。壹個人，面對壹整套嚴密的規範時，最基本的選擇只有兩種：壹是適應它，把痛苦和無奈悄悄咽入腹中，壹顰壹笑，壹招壹式按著那規矩去辦；壹是改變它，把所有的枷鎖徹底打碎，建立起壹套全新的規矩。
李修元不想去適應佛門中那壹套規矩，事實上他也無法適應。而要改變佛門規矩，他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知道，他在失望之極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跳出佛門，另尋它途。但我隱隱感到，他最初在彌勒像前吃肉、喝酒之時，內心是痛苦的。面對那套推行了上千年的條清縷明的規範，他適應不了，也改變不了。有人曾感嘆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可李修元喝酒，卻解了他心中煩憂。他高聲吟唱：說我瘋來我就瘋，瘋顛之病不相同，有人請我唱詩句，須敬老僧酒壹盅。那只酒葫蘆，後來成了他須臾不可分離的親密伴侶。他雖然只是壹個沒有地位的和尚，但他蔑視別人恪守著的許多東西，他還敢做壹些別人不敢做的事。
可是，那位曾經說過“禪門廣大豈不容壹顛僧”的慧遠法師，最終擺脫不圓寂的命運。庇護他的人撒手走了，早已對李修元看不慣的僧眾們如何容得下壹個人處世與他們截然不同的人？沒過多久，李修元就被逐出了靈隱寺。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凈慈寺的德輝長者收留了他，讓他當書記僧，兼作火化工。但其他和尚對他的排斥與攻擊，恐怕壹刻也不曾停止。即便在他圓寂之後，他也並沒有被當時的佛教界認為可而在《高僧傳》中為他留也壹度之地。
李修元雖然未能在當時列入高僧的行列，但民眾的口碑裏，卻早已把濟世救人、扶危濟困的事跡，牢牢地記住了。因為他愛打抱不平，常為受苦受難的下層人民伸沈冤、平積憤，他在當世已被人稱為“活佛”、“活菩薩”。後人皆稱其為濟公，以示敬重。在世時，濟公其實是壹個活生生的人，壹個有血有肉的和尚。後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被人們當成了壹個偶像，作為了壹尊神。
歲月悠悠，人們把濟公的故事添油加醋，逐漸神化了；把壹些本來不屬於濟公的故事，也加到了濟公身上。濟公的形象，起來越豐滿，起來越深入人心。時至今日通過傳記小說、電視，濟公的形象早已家喻戶曉。
在中國民間，被尊稱為公且享有祭祀的人物，並不很多。而知名度如濟公那般高的，屈指可數。赤城山濟公院的壹位老人曾經對我說，中國歷史上有“三公”以壹個“義”字感人至深。他們是“正義”的包公，“忠義”的關公和“俠義”的濟公。也許這位老人的概括沒有什麽歷史依據，但“三公”之說，的確道出了濟公的本質特征。
濟公之所以如此受人尊崇，絕不因為他頭不剃、臉不洗，破僧衣、破僧鞋，若癡若傻若顛狂的外表，而是因為他具有專管世間不平事、要救天涯無辜人的俠義之心、俠義之氣、俠義之行。
濟公以出家人的身份行入世事，以扶困濟危為已任。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滿腔熱血地幹預著生活。這與他若狂若瘋的行止與佛教規矩格格不入壹樣，他的入世思想，同樣與佛教中消極遁世的思想相抵觸。從某種意義上說，濟公是佛教的改革家。佛教中的極樂世界原本在西方，在來世，他理想中的極樂世界則在人間，在今生。只是他既非住持也非方丈，無法將他的思想推而廣之，只能以他自己的心身，去努力實踐。
幾百年來，濟公壹直被千千萬萬的人喜愛著，傳頌著。濟公能獲此殊榮，主要是因為他弘揚了壹種精神。試想，哪壹個身處逆境的人不希望有壹個熱心人來幫助他？哪壹個被欺淩的弱小者不希望有壹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濟公的形象、濟公的故事，正好迎合了人們的壹種渴望。
怪不得，不僅僅天臺建有濟公院，貴州、四川、北京、臺灣等許多省市都有。據說，在濟公身世弄清以前，貴州、臺灣等不少地方的人都把濟公當作他們的同鄉。在明確了濟公的身世之後，許多人又虔誠地趕到赤城山，拜謁濟公。
召喚著他們不辭辛勞來到赤城山朝拜的，不光是濟公的偶像，更是因為濟公的事經代代相傳以後，人人心中都有了對濟公精神的獨特理解。
據說，赤城山濟公院的壹尊佛教像被“請”到臺灣時，幾千人夾道焚香跪拜。我想，他們所歡迎、期待乃至渴盼的是濟公抑惡揚善、扶危解困、樂於助人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沒有時間與地域的限制。在中華民族的心田裏，它是有益的養料，滋潤著民族之魂。
赤城山上，壹尊尊濟公像栩栩如生似乎仍在哭笑人間，瘋顛宇內……
濟公李家先祖原籍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壹帶。其高祖為隴西元靖王李崇矩。北宋末年，宋室南遷，李遵勖的第四代裔孫也在南遷之列，移居天臺，居處為“永寧村”。宋初以來，李府壹門高官叠出，不乏以文采超眾，武藝不凡而位列朝臣。據《宋史》載：李崇矩，歷官樞密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昌，官至左神武軍大將軍、正任刺史；李遵勖，宋太宗駙馬，娶真宗妹萬壽長公主，授左龍武將軍、鎮國軍節度使；李端懿，任寧遠軍節度使；李端願，太子太保；李端愨，安德軍留後；李評，成州團練史；李涓，知鄂州崇陽縣……。李氏家族素有積善崇佛家風，並融匯儒、道、釋三教為家學淵源。李崇矩、李遵勖、李端願，均是禪宗臨濟派居士。李遵勖還撰有禪宗名著《天聖廣燈錄》三十卷，由仁宗禦書“天聖”二字並親自作序。濟公出生於天臺永寧村李府，少時成長在赭溪畔，讀書於赤城山，弱冠之年，皈依佛門。李氏家族走出壹位世人皆知的濟公“活佛”，並不是偶然的，是佛宗道源底蘊深厚的天臺山文化、李府集儒、道、釋於壹體的家族文化和天臺山淳樸剛健的民情民風融匯壹起，才孕育了濟公“活佛”，產生了不朽的濟公文化。濟公首先是人，是生而知之者，是濟公的大知大覺和充滿神奇浪漫色彩的事跡使其逐漸被人們神化為“活佛”。走進濟公故居，除了欣賞故居建築風貌，了解濟公身世淵源所在，更重要的是要領會濟公舍棄百萬家財而不顧，毅然出家，尋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走上壹條救民濟世之路的精神實質，領悟他那種“無我”、“看破壹切”的境界，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多做服務於社會，造福於人類的事，少受名利枷鎖的羈絆，得到真自在、真自由，減少患得患失的煩惱。
李崇矩（924-988）：歷官櫃密使、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繼昌（948-1019）：李崇矩子，官至左神武軍大將軍、正任刺史；
李遵勖（988-1038）：李崇矩孫，宋真宗駙馬，左龍武將軍、鎮國軍節度使；
李端懿（1023-1060）：李遵勖長子，寧遠軍節度使（子五：李詵、李 、李詢、李諄、李 ）；
李端願（？-1091）：李遵勖次子，太子太保；子李評
李端愨（？-1092）：李遵勖三子，安德軍留後；
李 評：李端願子，成州團練使（年五十二卒）；
李 涓（1074-1126）：李遵勖曾孫，知鄂州崇陽縣
李茂春：濟公之父，春坊善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