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簪花”的佳話後來還被文學名家所提及。胡道靜先生《新校正夢溪筆談》說，這壹件事在宋人陳師道《後山叢談》、闕名《墨客揮犀》、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等著作中均有記載。宋陳師道《後山叢談》卷壹載文頗為詳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引《東臯雜錄》，稱此花為“腰金紫”，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談訓》卷十稱此花為“重臺紫花金束腰”，宋闕名《墨客揮犀》卷壹稱此花為“金腰帶”；宋蔡儵《鐵圍山叢談》卷六同，只是說過客是呂公著，並且說這個故事是聽呂公著本人講的：“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間壹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名‘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壹開則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異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郡，王丞相介甫同壹人俱在幕下，乃將宴，而壹客以病方謝不敏。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鹹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這壹佳話還有見之於南宋周輝《清波雜誌·卷三》；明代楊臣錚、蕭良友著的中國古代非常有名的啟蒙讀物《龍文鞭影》中有“韓琦芍藥，李固芙蓉”條，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戶曉；清人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八·虞美人現瑞兆》附錄《金帶圍》。在元末的1360年，江南昆山顧瑛家的春暉樓前，盛開的芍藥中就出現過壹枝“金帶圍”。顧瑛集其友七人，置酒於樓上，插“金帶圍”於瓶中，簪花賦詩，仿佛三百年前韓魏公故事重演。參與宴集的嶽榆曾有詩及序述其始末。
清初有兩個揚州人，有感於韓魏公宴客插花，壹個是在福建做過布政使的汪楫在《擬韓魏公宴客插花歌》寫道：“花須歷亂沾須眉”；另壹個是王士禎的徒弟宗元鼎在《贈別王阮亭司李》中寫道：“芍藥昔簪才子鬢” ，他還寫過《擬韓魏公揚州芍藥圃宴客歌》。王氏家族昔有壹副著名對聯：“碧紗籠護詩人草；金帶圍開宰相花”。上聯典出唐代王播，顯達為相後，寺僧以碧紗籠護其孤貧寄食時題於寺壁之舊作。下聯記載了“四相簪花”的故事。
乾隆下江南時將“四相簪花宴”帶入京城，成為滿漢全席的重要系列。
當代武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記》中揚州布政司慕天顏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韋小寶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可見“四相簪花”佳話流傳之廣。
不但文人騷客時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話，而且藝術家也時常將“四相簪花”作為題材。最著名的當屬“揚州八怪”之壹黃慎曾作過《金帶圍圖》扇面，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黃慎於“納涼時節到揚州”。揚州，這座“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 商業繁盛的城市，文人薈萃，畫家如林。黃慎與許多揚州名畫家交往密切。黃慎在揚州作的第壹幅畫就是《金帶圍圖》扇面。黃慎壹到揚州就畫這樣壹幅畫，不為無因，無疑是結好揚州人的壹份見面禮。後來他還畫過壹幅《韓魏公簪金帶圍圖》（真跡現存揚州博物館）。
福建寧化人許舟於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圖》。上海寶山(今屬上海)人錢慧安作《簪花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圖中聳立兩株青松，虬枝盤折，古藤披垂，氣勢非凡。松下湖石峻峭，芍藥盛開。此圖似是取意韓魏公邀客品賞芍藥名品—金帶之軼事。據說“此花開者，城中必出宰相”，後果如此言，品
賞此花的人，後皆入相。此畫用筆工整，以錢線描寫衣紋，人物神態各異，均有生意。色彩古雅，韻味高遠。
清代蘇繡名家趙慧君所繡《金帶圍圖》，縱高72厘米、橫寬30厘米，由上海博物館收藏。題材是折枝芍藥，花枝約占整幅面積五分之壹左右，余為題字、印章。繡面有畫家、名人程庭鷺、吳大澄、張願令等三十五人邊款題跋。清末的通俗瓷畫師、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壹筆筒《四相簪花》。
如此眾多的藝術家鐘情於“四相簪花”佳話也是迎合普通民眾追求榮華富貴的心理。
事實上，“四相簪花”這樣的“賞花會”本身所呈現的正是宋代當時上層社會社交方式的壹個側面，士大夫藉由類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聯系彼此的情感，並且建立自己在上層社會中的聲望，這種相當獨特的文化風氣，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間舉行便宴時簪花已成為社會的壹種習俗；並且這些場合也是他們取得各方面訊息的重要來源。此外，當時士大夫對於“祥瑞”的附會也反映出知識分子對於攖紫奪朱的期盼意識。 “四相簪花”的傳說讓芍藥沾滿了吉祥富貴之氣，而“金帶圍”影影綽綽的蹤跡，又使芍藥後來又罩上層層神秘色彩。雖說後世也屢有記述，但不是輾轉抄錄，就是語焉不詳，常常令人失望。“金帶圍”就如同雲中的龍，霧裏的鳳，忽隱忽現，時有時無，多少年來，壹直是揚州地方文化史上的難解之謎。
“四相簪花”成為流傳久遠的故事，全仗壹個“巧”字。揚州州衙後園中芍藥壹幹四朵，如果是三朵、五朵，故事就沒有這麽奇了；喝酒的四個人日後均為相，“金帶圍”便成為揚州人心目中的靈物、吉祥物。如果其中壹個兩個官做得小壹點，也就不成為故事。巧還巧在花上有壹道黃蕊，象征日後大紅大紫，沒有那道黃蕊，故事也就平淡了。簪花容易，至於日後命運則難測，這件事後人想學，也是學不上的。
“四相簪花”故事其實近於俗。俗的故事得以盛傳，其實是因為中國長期均處於官本位時代，“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作祟。這也是中國“天人合壹”哲學思想的體現。在幾千年官本位為社會主流意識的時代，入仕做官，吃皇糧，拿俸祿，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理想的職業是做官，做大官，這樣才算榮華富貴。後人尤其是讀書人談起 “四相簪花”盛會，無不心向往之。“四相簪花”故事符合中國人祈盼封侯拜相的最高理想，表達了人們強烈的功名思想。“四相簪花”成為經久不衰文藝題材的原因同如今公務員招考持續高燒不退，“男戴觀音（諧音官運），女戴佛（諧音福）”的做法以及“馬上封侯”的掛件流行是壹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