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禮法為主導的封建社會後，歷代君王都沿襲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從孔子的"克己復禮為己任"，到董仲舒的"諸子百家儒術至上"，作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成為了無可替代的萬世師表，也是千百年來讀書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唯壹聖人。 雖然孔子在世時，"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他帶著優秀的弟子們，屢次奔走於列國諸侯，不遺余力的宣傳自己"仁"和"禮"為主體的治國思想，但是不被接受。直到他去世以後，他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體系，才得到後世帝王將相的尊崇與效仿，並把四書五經作為國家掄才的最高標準。 古代君王為了實現自己的無上權威，都倡導以儒學治國，尊師尊孔成為思想引導的第壹要義。這主要是因為，儒家思想除了引導人們"克制"和"崇禮"，用"仁、義、禮、智、信"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道德，還進行"君臣父子"教育，使等級觀念深深印刻在民眾心底，成為不可逾越的紅線，借以強化君主的統治地位。 孔廟門前的下馬碑 作為尊師尊孔的最直接體現，就是文廟門前的下馬碑。在有著"東方聖城"之稱的山東曲阜，那裏有壹座孔廟，是歷代孔子後人的家廟。孔廟門前有下馬碑兩通，位於欞星門外東西兩側，上面刻著"官員人等至此下馬"的字樣（現僅存東面壹幢），意思是，所有來到曲阜孔廟門前的文武官員，無論職務和身份高低，到了這尊石碑面前，都要下轎、下馬，以示對孔子的尊崇敬仰之意。 下馬碑的設立，起於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下詔，敕令在文廟（即孔廟）的門前設置下馬碑，碑文為"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駐轎下馬"，是這壹制度的初創者。 至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年），明憲宗頒布詔令，要求各地在文廟正門的東西兩側，分別設立下馬碑，規定所有文武官員，在經過兩通下馬碑之間，必須下轎下馬步行通過，隨行的儀仗也要偃旗息鼓，以表示對孔子的崇敬。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文廟都執行憲宗詔令，給予孔子和文廟崇高的禮遇。 清兵入關之後，為了淡化"胡人治國"的印象，從順治皇帝開始，就把漢學作為重要的治國手段，並且給予讀書人以極高的地位，比如擁有科舉身份的讀書人，縣衙過堂可以不跪，並且擁有座位。在這種風氣的倡導下，之後歷任清朝帝王，都是漢學、儒學的大家，特別是康熙、乾隆二帝，漢學水平甚至超過了很多壹品大員和社會賢達。 在這種環境下，尊孔的制度自然延續了明代，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廷再次頒布命令，"文廟前左右豎下馬碑，壹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在此下馬"，對尊孔的禮制再次在詔令中予以體現。 清代皇家設立的諭令碑，不僅有漢字，還有滿、蒙、回、藏文字鐫刻，以示皇權的至高無上和聖賢的恭敬有嘉。雖然下馬碑的碑文內容大同小異，但是作為朝廷的正式文告，確實彰顯了各代 *** 對孔子地位的同等重視程度。 孔夫子尊號的由來 歷代所定孔子尊號各有不同，在各位帝王的慷慨頒賜下，孔夫子壹步壹步由最初人的身份，逐漸走上了神壇，成為萬眾崇拜的聖人。孔子墓地碑刻的尊稱是"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這壹稱呼從何而來呢？ "大成"是"集大成者"的意思，古樂壹變稱為「 ”壹成”，九變而九成，樂終至此完畢，稱為「 ”大成”。亞聖孟子曾經評價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對孔子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葬於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終年七十三歲。魯國哀公親制誄文，悼念孔子，尊稱孔子為"尼父"。把孔子看做是整個魯國的「 ”國父”，給予崇高的地位。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朝廷下詔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這是孔子獲得的第壹個正式封號。"褒成"是地名，"宣尼"是謚號，"公"是爵位。按照漢制，"褒成侯"享受食邑八百戶，孔子封侯，他的後裔也都可以世襲這個待遇。 至唐代，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朝廷賜孔子封號"文宣王"，將孔子樹立為文化教育體系的最高者，僅次於帝的王者壹級。 後周時期，太祖廣順二年（952年）敕封孔子為"至聖文宣師"。"至聖"，指道德智慧最高的人，從此以後，「 ”至聖”二字專指孔子，他人不得妄用。 西夏仁宗三年（1146年）孔子被封"文宣帝"，並且"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並如帝制"，西夏給予孔子以「 ”帝王”的身份，並建造與皇宮同等規制的廟堂殿閣，孔子歷朝的封號中自此級別達到頂峰。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出現了"至聖文宣王"的孔子封號。元代成宗大德十壹年（1307年）孔子晉位"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引申為集先人學問見識於壹體的意思，孟子始用大成贊頌孔子。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奉孔子為"至聖先師"。 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年）詔令敕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使用"大成至聖先師"的稱號，沿用至今。 從歷代王朝給孔子的封號，可以發現他們對孔子這位大聖人，始終保持著最高贊譽和敬意，這實質上是對儒家思想的尊崇，也是借用 *** 的最高賢者，達到統治天下的目的。 以此目的，孔子的府邸、家廟和陵園，能夠始終保持不受損壞，保持孔子作為萬世師表的至聖先師地位，後代子孫也屢屢嘉獎。 孔子神位如本尊親臨 清代初期，入關不久的朝廷急需各種人才，選拔的標準，就是明代延續下來的科舉考試八股制度。作為當時唯壹可以改變前途命運的途徑，讀書人為其傾註了畢生的心血，寒窗苦讀豈止壹個十年，比如淄川的蒲松齡先生，為了區區功名，從少年秀士熬到了皓首窮經。 歷朝歷代，權力與利益都是可以等價交換的，雙手幹凈的純粹清官只生活在小說中。各地的科舉考試，都是當地利益集團的手中羹炙，官員們上下其手，用權力換金錢，成為常態。民怨沸騰，只瞞著朝廷頂層的那幾個人物。 某次，江南秋闈，發生了嚴重的考官舞弊案，以主考官為首的地方教育體系，被整體收買利用，考試榜單壹出，"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沒有壹名寒庶子弟進入名單，江南大眾嘩然。 這是明目張膽的錢權交易。有道是，壓迫與反抗總是同步的。被激怒的江南舉子們，聚集起來沖進文廟哭訴祭拜，把孔子的神像擡出來，與財神爺神像壹起遊街示眾。數千名讀書人，把財神放在孔子的神像之前，控訴江南貢院的考官們中飽私囊，把錢財看得比聖人道理更重要，斷送了布衣學子們寒窗苦讀的進階之路。 江南地方聞報，迅速組織力量前往安撫處置。但搞笑的壹幕出現了，這些有功名的官員，見到孔子神像後，也只能跪下行禮，因為天下官身學子都是孔子的門生，朝廷早有禦令，不尊師重道也是"逾制"。官員這壹跪，氣勢上就矮了壹半，自然沒有力度處置舉子的鬧事。 江南秋闈的事件，到底還是瞞不住朝廷，壹直上報中樞，康熙帝聽聞大怒，科場官員舞弊，丟了朝廷尊嚴，失去了國家公信，是人才選拔的極大恥辱。他立即下令，對涉事官員依律嚴懲，平息學子眾怒，當年秋闈重開。 即墨文廟被毀引發 *** 作為曾經的膠東重鎮即墨，當地的文廟規模雖小，但是名氣頗大。特別是清代光緒年間，發生了文廟被德兵毀壞，導致當地學子 *** 皇帝的大事，讓即墨文廟成為關註的焦點。 即墨文廟，始建於元代，最初設計時廟宇規模較小。至明代嘉靖年間，由即墨地方名流賢達倡議，行尊孔重教之道，集資重修殿宇，擴大占地面積，並在廟前臨街顯耀處，建造壹座石雕牌坊，通高六米、寬逾四米，牌坊匾額上的 "聖門"二字，是即墨名士藍田的墨寶。 在風雨飄搖的光緒時期，即墨文廟遭受了壹場空前浩劫。1898年1月，搶占膠州灣的德國人派兵進駐即墨，***有壹百多名士兵，分成幾組駐紮在城中各處，大肆劫掠，搶奪物資。當年的農歷大年初壹，德國軍隊沖進了即墨文廟，把主殿內大成至聖先師塑像搗毀，並將孔子肋侍弟子的塑像多處損壞，把先賢仲子（子路，孔子親傳弟子）雙目挖去。在儒家至上的時代，這件事引發地方震動，但時任即墨知縣的朱衣繡擔心因此誘發與洋人沖突，對搗毀聖像這樣極大羞辱的事件，竟然壓下隱瞞不報。 當年春天，適逢戊戌科會試，各地應考的舉子雲集京城。即墨當地的舉人黃象轂聯合了山東舉人***百余人， *** 至都察院，把即墨文廟發生的德國兵卒毀壞聖像，以及地方縣令隱瞞不報壹事，原原本本的呈報朝廷。同時赴京趕考的孔氏後裔孔廣寒、孟氏後裔孟昭武等十余人，也聯名書寫了奏折，將這壹情況呈遞給都察院，要求朝廷公論。 都察院連續接到兩份"德兵殘毀聖像"的呈文，認為事關重大，當即由都禦史史裕德帶領，全臺署名，將兩份上書並呈光緒。消息傳出，京師嘩然，紛紛要求嚴懲肇事者。維新派的康梁果斷抓住這次時機，發動了"二次公車上書"。 之後不久，以麥孟華、梁啟超等康門弟子為代表的廣東舉子八百余人上書 *** ，稱"割膠澳不過失壹方之土地，毀聖像則失天下之人心"，認為聖像損毀比割地求和更加嚴重，是事關國家命運、民心存廢的大事件，必須"絕禍萌而保大教，存國體而系人心"。 在康梁的鼓動下，即墨文廟事件變成了轟動京城的重大事件，負面影響迅速擴大到全國各地。終究晚清孱弱，雷聲大而雨點小，文廟被毀的結局，以德國軍隊首領道歉和即墨知縣朱衣繡革職而草草收場。 此事獲利最多的是維新勢力，康梁借此東風，為維新變法的實施，著實推波助瀾了壹把，最終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 （圖文資料來源：互聯網公眾網絡，侵權即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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