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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好寫人散文?

散文主要分敘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議論性散文。 殷商時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記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壹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蔔之事。這部書敘事富於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於形象。 《國語》是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BC990——BC353)之事,記言多於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 《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同《國語》壹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於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 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後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孟軻長於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於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於譬喻,使文章富於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匯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它是壹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和諸子散文壹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於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賈誼(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傑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於形象性。 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晁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壹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司馬遷的《史記》應運而生。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壹步。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漢代出現了壹種新的文體“賦”。賦的名稱始於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後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於駢文的稱“駢賦”。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司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虛》、《上林》;西漢末年楊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 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酈道元的《水經註》和楊衡之的《洛陽伽藍記》等學術著作中仍有壹些質樸的敘事、抒情、寫景的優美文字。 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壹時從者甚眾,後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壹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後,古文運動壹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壹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後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文革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後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歷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壹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非常具有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壹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壹個明證。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長於說理,造詣非淺。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壹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明中葉以後,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壹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模擬古人的路子。後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復古運動,也再壹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袁宏道更出於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沖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 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壹個發展,張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壹位。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覽簡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壹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並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壹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壹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清末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政治鬥爭的有效工具。梁啟超的新體散文更是對壹切傳統古文的猛烈沖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即是這樣壹篇典型作品。 伴隨著對封建主義文學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壹批現代新文學作品誕生了,議論性散文便是其中之壹,它是現代散文的源頭。 新文學誕生的初期,在報刊雜誌上發表議論散文影響最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他們的作品以隨感錄為主要形式,內容包羅廣泛,重點在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上。魯迅是寫作議論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誕生期的議論性散文擔任了反封建的先鋒,它所議論的對象緊貼生活,具體而且細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長可短;它的語言可剛烈悲壯,也可幽默諷喻。議論散文之後,記敘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繼問世,現代散文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發展期的散文風格各異、樣式不壹,呈現壹派繁榮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記敘、寫景、抒懷、言誌、評述;風格上形成了魯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沖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豪邁揮灑,葉聖陶、許地山的樸素平直,徐誌摩的濃艷絢麗等。 語絲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開拓者之壹,代表作《故鄉的野菜》、《烏篷船》、《菱角》、《夏之夢》等多以小題材為描述對象,筆調從容、閑逸,於趣味性、知識性中潛移默化地培育著對生活的熱愛。他的議論性散文在當時也占有重要地位。與周作人藝術風格相近的是同為語絲社的林語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著力諷刺時弊,批判傳統的中庸哲學,強調與舊世界的鬥爭。俞平伯的《雜拌兒》、《燕知草》等集子也帶有與周作人類似的雅致,但同時又多了些晦澀的味道。 郭沫若與郁達夫同屬奔放瀟灑壹派。郭沫若的散文詩集《小品六章》文筆精美,語言雕飾,設景味道深長;郁達夫的遊記散文中《屐痕處處》和《釣臺的春晝》是代表他風格的作品,尤其是後壹篇,寫出了富春江秀麗的景色,於憑古懷悼之間,抒發了對現實的憤懣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別有風姿,被稱為“詩人的散文”。做為現代派詩人,他將現代派的壹些方法滲入散文創作,以達抒寫情感之目的,代表作為《畫夢錄》。何其芳散文的語言同他的詩壹樣,精雕細琢,有很強的可感性。 記敘性散文中,李廣田(1906--1968)記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沒有故事情節,只截取壹些生活片斷,加以抒情的寥寥幾筆,以達傳神之效。 抗戰爆發,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後,富有戰鬥性的雜文發出時代的最強音。郭沫若的《新繆司九神禮贊》、《斥反動文藝》等文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的重要文獻;聞壹多《最後壹次的講演》表現了壹個堅強的民主戰士面對手槍的英勇氣概;馮雪峰的雜文側重於人的心靈剖析,表現出較強的理論力量;聶紺弩(1900--1986)的雜文在藝術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興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擊現實。此外,豐子愷(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許多作家也都寫了大量雜文。 記敘與抒情相結合的散文在國統區成績突出。茅盾的《白楊禮贊》、《風景談》,巴金的《廢園外》、《燈》、《龍》都是名篇,沈從文的《湘西散記》是記敘自然與人文狀況的美文。 建國初期,作家和戰鬥在各條戰線上的業余作者們,運用散文自覺地高唱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風貌的贊歌。因為作者隊伍龐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寬廣程度。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如巴金的熱烈凝重,冰心的細膩柔婉,靳以的熱情澎湃,劉白羽的激越高亢,華山的幽默氣派,風格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以真實純樸的感情塗抹著新生活的絢麗色彩。 這時期散文創作壹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兩項內容交相輝映。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影響較大的是:劉白羽的《朝鮮在戰鬥中前進》、靳以的《祖國棗我的母親》、菡子的《和平博物館》、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陽的《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嶺去》、華山的《童話的時代》、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著黃河笑》、楊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樣也是本時期散文創作的收獲之壹。遊記、小品、隨筆和雜文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它們在新時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讀者的歡迎。遊記有賀敬之的《重回延安棗母親的懷抱》,方紀的《歌聲與笛聲》,楊朔的《香山紅葉》,碧野的《天山景物記》,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茅盾的《斯德哥爾摩雜記》,峻青的《歐行書簡》等;隨筆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為的《兩姊妹》;雜文有茅盾的《剝落蒙面強盜們的嘴臉》,巴人的《況鐘的筆》,任晦的《“廢名論”存疑》以及馬鐵丁的《思想雜談》等。 雖然本時期散文創作收獲豐厚,但從整個文學領域來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學體裁受重視不夠,尤其雜文顯得更為薄弱。另外,有時由於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響,整個文藝界普遍存在著不敢大膽揭露現實矛盾沖突的現象,散文創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後,散文創作受到各界重視,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大超過了上壹時期,名家俊作競相湧現。老作家葉聖陶發表的《記金華的兩個洞》是繼《遊了三個湖》之後又壹篇耐看的遊記作品;冰心的《櫻花贊》和巴金的《從鐮倉帶回的照片》是兩支國際主義友情的贊歌;吳伯簫的《歌聲》、《記壹輛紡車》,是對延安艱苦歲月的追憶;方紀的《揮手之間》記錄了歷史的緊要關頭,偉人毛澤東從容不迫的風采;陶鑄的《松樹的風格》詠物抒懷,意味深長;碧野的《雪路雲程》、《武當山記》在蔥山麗水雪路雲程之間洋溢著濃情畫意;陳殘雲的《珠江岸邊》、《沙田水秀》描繪了珠江岸邊人民的變化;於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將人帶入迷朦的畫境,詩意盎然;翦伯贊的《內蒙訪古》以歷史學家豐厚的文化底蘊將遊記散文寫得充實而辭采飛揚;沈從文的《新湘行記》中壹如往日的山水煥發出了新生活的新氣象;韓少華的《序曲》和徐開壘的《雕塑家傳奇》是描寫人物散文中的優秀篇章。此外,菡子的《黃山小記》,嚴陣的《牡丹園記》、馮牧的《沿著瀾滄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筆》、峻青的《秋色賦》、李若冰的《祁連雪紛紛》都是遊記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這壹時期的散文園地進入成熟的收獲期,冰心、巴金、葉聖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更為可喜的是,以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漸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楊朔的散文似輕風撫柳般清新優美、婉轉動人,劉白羽散文如同熔巖爆發般恣肆汪洋、熾熱如火,秦牧的散文則將知識性、趣味性融合起來,如數家常、娓娓道來。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個性鮮明,如碧野的明艷動人,陳殘雲的輕盈秀麗,鄧拓的深刻犀利,吳伯簫的簡煉真誠,曹靖華的平易樸素,峻青的高遠深闊,李若冰的豪邁冷峻,陶鑄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溫婉細膩,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寫作散文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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