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壹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壹、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誌，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壹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誌》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壹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誌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誌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壹，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誌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誌》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壹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壹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壹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壹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壹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系，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參考了眾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家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可以說，《史記》是中國古代第壹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註釋方面，南朝宋的裴骃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註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壹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壹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
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壹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壹定的綱紀的緣故。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壹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壹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誌”，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壹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壹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壹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壹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壹人壹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壹類人物的活動，歸到壹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壹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今本《史記》也是壹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誌》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註雲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於哀平間,尤名《史記》”。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誌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誌。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上層的極少壹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後僅十余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壹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註：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壹。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誌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作者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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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壹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 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 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走訪神州大地，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聽取民間故事，采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 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貶責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且李廣利又是漢武帝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於是，漢武帝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宮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壹些無稽之談。對壹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 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對《史記》的研究與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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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在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註”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骃(裴松之子)註）、《史記索隱》（唐 司馬貞，註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註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骃《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註》、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註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註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骃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註”。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和《史記正義》（唐 張守節註）。《集解》兼采當時裴骃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壹壹註明作者名字。壹絲不茍。《索隱》進壹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辟。讀《史記》原文，同時註意看壹看這三家註，對原書會有更進壹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註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兒子，字龍駒。繼承家學，博覽宏識，亦以註史著稱於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裴骃為《史記》作註而垂名於中國史壇。他反復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采經傳百家及先儒學說，凡對作註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註引，務必去其浮言遊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說註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於寫成《史記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註本。與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註”。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壹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唐初，《隋書·經籍誌》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我們註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壹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註，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壹家。如《三國誌》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誌，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誌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註》、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註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壹書對《史記》的史文及註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後刊行的。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註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只附錄三家註，《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註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壹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壹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註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壹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註優越。
《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家註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於《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後世通行本《史記》三家註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搜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壹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並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 《考證》內容繁富。裴骃等三家註解壹般局限於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壹書，多采舊典。瀧川常於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於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註明。由於《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於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註重地理，每壹地名，必註今地名，有助於了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註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壹項成果。
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
應當指出，《考證》壹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壹、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致。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蔔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壹說、疏漏失當之處；從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於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總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雖於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分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註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註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考證》雖參校了壹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後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註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眾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種、元本二種、日本古本四種、燉煌寫本殘卷三種、日本古抄本殘卷十幾種，現存版本網羅殆盡。
《考證》輯錄《正義》佚文，省略出處，《校補》為之壹壹註明。又據二十多種日本古抄本校記等資料增輯《正義》佚文二百余條，其中保存了少數失傳的古書文字。同時對《考證》迻錄三家註張冠李戴錯誤，也加以訂正。 匯集歷代學者的註釋，加上他自己的考證，內容相當豐富，造詣非淺。
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壹、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註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誌疑》，清郭嵩燾《史記劄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辟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於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復者，均已刪去。
匯集《史記》各家註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註》稿本。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於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壹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壹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註等領域。學者借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壹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註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匯及習俗語，最為有用。其中多文選入語文書。
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適用於當代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