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非常強調散文作家的時代責任感,認為散文創作應當熱切參與和推動現實生活前進。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帶有濃郁生活氣息的美好境界。他的前期散文，如《織席記》、《采蒲臺的葦》、《服裝的故事》等，就是現實生活的美好意境的提煉和反映。對孫犁來說，冀中平原上的壹片荷花，壹根蘆葦都深深地浸潤著作者的情愫。《采蒲臺的葦》寫的是白洋澱人民同敵人壹次鬥爭的故事，它把葦的“骨性”和人民的鬥爭性緊密地融合在壹起。白洋澱裏是水養活了葦草，人們依靠葦生活。這裏到處是葦，人和葦結合的是那麽緊。人好像寄生在葦裏的鳥兒，整天不停地在葦裏穿來穿去。“我漸漸知道，葦也因為性質的軟硬、堅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頭栽因為色白、高大，多用來織小花邊的炕席；正草因為有骨性，則多用來鋪房、填房堿。”因此，“在戰爭的炮聲還不斷傳來，人民的創傷並沒有完全平復時候。關於葦塘，就不只是壹種風景，它充滿火藥的氣息，和無數英雄的血液的記憶。如果單純是葦，如果單純是好看，那就不成為冀中的名勝。”經過作者的鋪排描寫，“采蒲臺的葦”就有了不同尋常的意境。在《服裝的故事》中，作者記敘了壹段他從延安到冀中途中的故事，他的任務是給女同誌趕毛驢。“那些嬰兒們，裝在兩個荊條筐裏，掛在母親們的兩邊。小毛驢壹走壹顛，母親們的身體壹搖壹擺，孩子們象雛燕壹樣，從筐裏探出頭來，呼喊著，玩鬧著，和母親們愛撫的聲音混在壹起，震蕩著漫長的歡樂的旅途。”在這種情景中趕路，雖有旅途的勞累，也自有悠然舒暢的樂趣。
孫犁還從對往事的回憶中勾畫出鄉村風俗的雋永意境。《度春荒》壹文，在寫了家鄉父老鄉親挖野草度春荒的艱難情景之後，又寫下了充滿生趣的美好情景：“在春天，田野裏跑著無數的孩子們，是為饑餓驅使，也為新的生機驅使，他們漫天漫野地跑著，尋視著，歡笑並打鬧，追趕和競爭”。“春風吹來，大地蘇醒，河水解凍，萬物孽生，土地是松軟的，把孩子們的腳埋進去，他們仍然快樂地跑著，並不感到跋涉。” 這位經歷過戰爭硝煙洗禮、經歷過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壹種返樸歸真的深沈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邊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記憶深處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並從中發現某種樸實而永恒的意蘊。他寫花、寫果、寫河、寫自己曾有過的書的夢與畫的夢，寫鋼筆的故事、牲口的故事、報紙的故事，寫晚秋的白蠟樹、故居的老屋，也寫自己的病期經歷、亡妻無比珍愛的壹塊包袱皮。他曾這樣描寫身旁壹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壹過清明節，有些菜頭就會膨脹起來，俗話叫做菜懷胎。慢慢把菜幫剝掉，裏面就露出壹株連在菜根上的嫩黃菜花，頂上已經布滿像壹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鏟平，放在水盆裏，安置在書案上，是我書房中的壹種開春景觀。”“菜花，亭亭玉立，明麗自然，淡雅清凈。它沒有香味，因此也就沒有什麽異味。色彩單調，因此也就沒有斑駁。平常得很，就是這種黃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見不到這種黃色了。”（《菜花》）
楊朔本質上是壹個詩人。早期的鉆研古典詩詞、酷愛詩歌創作，是他個性和氣質最真實、最自然的流露與顯現。他自己曾悅過：“我該是個詩人！”但革命戰爭把他推向了小說和通訊。他在他創作的前三個階段裏壹直是交叉並進地寫作著這兩種文體，基本上抑制著他的“詩魂”。從《香山紅葉》等文章的創作開始，他才找到了自己詩情的噴吐口，壹發而不可收地釀制了壹篇篇貯滿詩意的散文，使作家和作品、為人和為文、氣質和風格得到了比較的壹致，相對的統壹，使他的創作躍上了壹個新的高度。
楊朔散文的突出貢獻，在於他創造了壹種楊朔式的“詩體散文”。他第壹次明確提出了“以詩為文”的藝術主張，這在散文寫作上是獨樹壹幟的。他說：“好的散文就是壹首詩”；“我在寫每篇文章時，總是拿著當詩壹樣寫，……常常在尋求詩的意境。”“動筆寫時，我也不以為自己是寫散文，就可以放肆筆墨，總要象詩那樣，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然後寫成文章。”這不啻是他在散文藝術王國裏的勇敢宣言！散文，歷來就是“直說”，所謂“直陳其事”，“直抒其情”，只是講究“情文並茂”而已；現代散文大家朱自清雖寫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相當註重煉意和錘句，開始使散又貯滿了詩意，但他並沒有提出明確的藝術主張，也沒有把這種傾詢貫徹於他的全部作品。楊朔則不同，他努力標新，大膽走自己的路，揭出了“以詩為文”的大旗，並以自己豐厚的藝術實踐證明了它的可行與成功——這正是他比他的前輩們高明、出新的地方。
楊朔散文最鮮明的藝術特色是其境界優美、詩意盎然。
他是造“境”的能手。場面、對話、景觀、氛圍，他只消精練的幾筆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畢肖。如在《海市》中，他寫奇異的海上幻景，把個海市蜃樓寫得影影綽綽、飄飄緲緲，使人讀之大有仙風撲面之感；在《泰山極頂》中，他寫山是“眉目分明”，寫古松是顏色“濃得好象要流下來”，在他的筆下，天光山色，流水松濤，“整個山河都在歡騰著”；在《雪浪花》中，姑娘們嬉戲海邊觀賞浪花擊打礁石、“老泰山”妙語解疑的場面，是那般歡快、奇警，富有境界；而在《荔枝蜜》中，“我”沈吟地望著遠方，辛勞的農民們正在水田裏俯身插秧，畫面又是那般開闊、靜謐，令人邏想，楊朔的散文，篇篇都有它獨異的藝術天地，而且往往是開篇即能引人入勝，這是很不容易的。在當代散文家裏，象他這樣具有很強造“境”腕力的作者似難尋覓。
由於他的散文是“當詩壹樣寫”的，所以很自然地它們就詩意盎然。這個“詩意”，主要表現在作品的整體構思上。象《泰山極頂》裏，以“倒展”開來的“壹幅規模驚人的青綠山水畫”為貫穿線索，當它“露出畫卷最精彩的部分”時，文勢突然翻跌，點出“我們分明看見另壹場更加輝煌的日出”的主題，首尾圓合，渾然壹體，在思想升騰中溢滿了濃郁的詩意；在《香山紅葉》裏，“越到老秋，越紅得可愛”的雙關寫法，使香山“紅葉”和“老向導”隨著文章內容的漸次展開而逐步靠攏、貼近，終於相互溝通，融為壹體，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詩意；《茶花賦》中，壹句“童子面茶花開了”象詩眼壹樣，使畫出“祖國”面貌特色的“難題”迎刃而解，全文詩意頓生；《櫻花雨》中，君子“忍不住”悄聲所說的“敢情是罷工吧”壹句話，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來的”兩點火花”，使“我”深感“錯看”了她，“想不到在這個怯生生的心靈裏，也隱藏著日本人民火壹樣的願望”，在壹“抑”壹“揚”中使思想升華為動人的詩章。其它，象壹只蜜蜂，壹堆蟻山，壹顆寶石，壹盞小燈，壹簇浪花，壹彎夜月，壹尊“鶴首”，壹泓泉水，在楊朔筆下也都抹上了“詩”的色彩。他曾這樣說過：“妳在鬥爭中，勞動中，時常會有些東西觸動妳的心，使妳激昂，使妳歡樂，使妳憂愁，使妳深思，這不是詩又是什麽？凡是遇到這樣動情的事，我就要反復思索，到後來往往形成我文章裏的思想意境。”楊朔總是這樣在生活中尋覓“詩意”的：他壹旦動情就苦苦思索內裏的“底蘊”，並憑著他“自有詩心如火烈”的氣質、意匠，把它“化”為作品的詩思、境界，這樣，自然就“散文亦是好詩篇”了，”
除了上述特點之外，楊朔的散文多寫得往復三折，布局精巧。他的文章講究“起筆”，壹般總是先聲奪人，起勢不凡；然後就波瀾跌宕，往復三折，極盡“轉彎”之能事，以收“曲徑通幽”之妙；最後，多是“卒章顯誌”，認識驟然升華，順勢翻出新意，從容“點睛”，含蓄止筆。他的這種嚴謹的結撰功夫，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藝術。
另外，他的散文的語言是清新俊逸、雅俗***賞的。他寫慣了小說，所以“口語”是其文章的底色；他又精通古典，擅長外語，因而又不時地糅入壹些頗為雅致的書面詞語。這樣，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讀、耐讀的特有語言風格。
但楊朔散文也是有其明顯缺點的。這個缺點我們可以從更高的美學的層次上來認識它。他的散文除了人們常常說到的具有“詩魂”之外，實際上，它還同時具有通訊性和小說化傾向。這是和他由寫通訊、小說（而且寫了那樣長時間）走向寫散文分不開的。藝術散文的題村多為往事回憶（或“回憶”與“現實”的交織），楊朔則不然，他的散文的題材都是相當“現實”的，不是“憶舊”而是“追新”，是未經沈澱的新生活的掠影。早先的《滇池邊上的報春花》、《石油城》是這樣，後來的《香山紅葉》、《雪浪花》還是這樣。這壹方面固然增強了藝術散文的現實感，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新”面貌（這是非常可貴的，是楊朔散文的壹大優長）；但另壹方面卻留下了報道氣的痕跡。如《海市》，總感到它是報道長山列島今昔巨變的。《雪浪花》，總感到它是記寫“老泰山”遭際、性情的。這樣，文章的客觀性就會擠壓主觀性，“它”或“他”就勢必會排斥“自我”。這種殘存的通訊性，不能不影響藝術散文個性和感情的充分發揮。小說化傾向也是如此。《雪浪花》最典型，它發表後曹禺最早評論這篇作品，就說它是壹篇“好小說”①。象這樣刻畫人物、講究故事的文章還有《香山紅葉》、《海天蒼蒼》、《百花山》、《黃海日出處》等。即使是象《茶花賦》、《荔枝蜜》這樣的作品，那裏面也有“普之仁”、“老梁”這樣的人物（其實，他們是完全何以更加“淡化”、“虛化”的）。多出現人物，多使用對話，這幾乎成了他散文的壹個特點。這些，和詩化傾向結合起來，就較多、較重地偏離了藝術散文的內在軌跡。可以說：楊朔散文是獨特的、新穎的、有創造的；但它並沒有全面體現、充分發揮藝術散文的美學特質。表現“自我”的不足（他幾乎沒有壹篇寫“主體”，寫“內宇宙”的作品），這是通訊性所造成的：作品人工氣的存在，這是小說化的必然影響；文章雕鑿痕跡較重、失之太“做”，這又是詩化主張帶來的結果——看來，他在進行大膽藝術探索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昂貴的代價。
散文雖然與詩毗鄰，但它永遠是散文而不是詩。把散文寫成詩（楊朔散文實際上是以“詩”為主導的“多聲部”大合唱，交響樂），並不是散文的坦途。但楊朔畢竟是大手筆，所以他還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火候”、“度量”，做到了獨辟蹊徑、自成壹體；那些學步者也走此“途”（這本非“正道”），則“東施效顰”，了無成就，這是楊朔不能負責的。至於指斥楊朔“粉飾”，更加離譜，既乏“知人”，又未“論世”。評價這樣壹位有才華、有創新而又有勇氣、有操守的優秀藝術家，是應該更嚴謹、科學，實事求是的。
秦牧是壹位當代傑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搖曳多姿，光彩照人。藝術特征鮮明，風格獨具，與眾不同。
秦牧散文特點之壹，是言近旨遠，哲理性強。贊頌新中國，新生活，鞭撻醜惡現象是貫穿他散文作品的壹條主線，在闡述觀點，講明道理時，絕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調高昂，立意深刻，寓***產主義思想教育於閑談趣聞之中，贊美祖國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調統帥作品，使讀者在字裏行間中得到心靈的凈化。宣傳真善美，鞭撻假惡醜，充滿了對壹切腐朽、汙穢、醜陋事物的憎惡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調動聯想和想像的藝術手段，用清新流暢的語言在講古論今中闡述主題。
秦牧的作品取材廣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壹粒種子，容量大，幾乎無所不包，能夠精心地運用材料，各個題材都充滿詩情畫意，艷麗繽紛，多種表達方式的巧妙運用，寫景抒情，敘事議論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議，議中升華，敘中產議，敘中融情，秦牧的散文運用表達方式獨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紛呈，許多內容知識性、趣味性十足，滿足了廣大讀者的求知欲望，獲得新鮮的美感，他的散文給予讀者的教育、影響是獨樹壹幟的。
劉白羽的散文創作洋溢著濃厚的時代氣息。他曾說過：“壹個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壹個最富有時代感的人”。①他正是壹個熱烈地追尋著“時代感”的作家。他常常是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從中國革命的廣闊背景之上，去觀察生活、反映現實，力求節奏清晰地勾勒出中國革命的足跡。這樣，祖國由“黑暗”而“黎明”，而“日升”，而“大放光明”的歷史性巨變，就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他說：“從英雄的戰爭到沸騰的建設生活，我的心隨同時代脈搏而躍動，我也就壹直繼續寫下來。現在收集在這裏的壹些篇只是我寫的壹部分，不過從中還略微看得出中國血的戰鬥的壹點歷史脈絡、火熱建設的壹點閃光。”②劉白羽是壹個不倦的戰士。他不僅親眼目睹了“壹個舊世界的崩潰，壹個新世界的壯大”的過程，而且親身投入了這場震撼大地的血與火的戰鬥。因此，他和這戰鬥的時代是聲息相通、結為壹體的。時代鑄就了劉白羽的創作。他創作中的全部優長及缺憾，都是時代的準確反映和真實記錄——了解這壹點，是了解劉白羽創作“奧秘”的壹把鑰匙。
他的散文的突出特色之壹，是他總是以鬥爭的生活取材，善於表現生活的壯美。
他喜歡我們這個充滿了新與舊、美與醜、光明與黑暗、方生與垂死的尖銳鬥爭的“革命大時代”，認為只有“勇敢，搏鬥，急流勇進才是我們的生活”（《怒海》）。因此，他在選取寫作題材時，總是愛剪取那能以振奮人心、鼓舞鬥誌的“大時代”的壹角。這樣，熾熱的戰鬥，勇猛的進軍，沸騰的工地，雄壯的歡歌，差不多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內容。特別是對於革命戰爭，他更是充滿了難以抑止的親近感情。他有相當壹部分作品都是革命戰爭的熱情禮贊，《燈火》就是其中寫得最濃烈的壹篇。即使是寫景，他最喜歡寫的也是高山、大海，日出、黎明，不滅的燈光、奔瀉的江河，以及那在風狂浪險中拚搏奮進的壹葉扁舟。他之所以喜愛這種陽剛之美，雄壯之美，自然不是偶然的。他說：
當我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潮影響，投入革命的激流，沖入戰鬥的搏鬥，我有了崇高的理想與信仰，我受到血與火的鍛煉，我的情感思想變了，美的觀點也變了。自然，不是舊的壹切都拋棄了，而是經過了揚棄，我所愛的，我所寫的，就不同了。於是，我的經歷、我的修養、我的人格、精神、氣魄，熔而為壹，成為我的風格。壹道萬裏長江，古今誦詠者何止萬千，“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是壹境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又是壹境界，我寫長江自不敢跟人比，但我寫長江激流勇進之美，這是我所得之長江，我所愛的長江，我的長江之美。①
這段話不僅是對他力作《長江三日》的壹個極好的說明，更是對他全部散文創作風格的壹個最好的概括——贊頌“激流勇進之美。——這，就是他心中的人生，筆下的主題！
他的散文的另壹突出特色，是其作品裏充溢著作者的革命激情。
他認為：“如果作者不把血、感情流註到文章裏，文章又怎能有燃燒的熱情，有光彩呢？”①這是壹個很深刻的創作體會。他的散文既不象楊朔的巧借人、事，“以詩為文”，也不象秦牧的談天說地、“知識”密集，他看重的是感情與體驗的傾吐。他的作品，壹般以感情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以親聞親歷的事實的聯想作為全文的內容，在縱橫開闔之中流註以激情的議論，從而使其“燃燒”著壹種哲理的光彩。就寫法而言，劉白羽的散文是比較道地、比較純正的。譬如他的《平明小劄》中有壹篇《急流》，其中有這樣壹段文字：
今天，當我靜靜的望著深遠的夜空和燦爛的星群時，我理解到：那江流上有壹條平安的道路，這道路是屬於勇士的。勇士乘那奔騰澎湃之勢，追風逐電，翺翔自如，轉瞬千裏；而懦夫還沒有進入激流，早已為那顯赫的聲勢所威懾，丟魂喪膽，低頭徘徊，而結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駕駛的船只壹道擊沈撞碎。
……是急流勇進，還是急流勇退？是知難而進，還是知難而退？生活在革命鬥爭浪濤中的人，應當作乘長風破萬裏浪的能手，因為急流是永遠奔騰前進的。
這裏有的只是激情、感受。其中的“熱度”，讀之可見。壹些論者所說的他作品的“政論”色彩，其實，很多時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種激情所引出的思想的光芒，是“血”和“感情”在註入事實敘述中的壹種燃燒。象這樣的激情議論，在他的作品中隨處能見。他的文章，總是蕩漾著這種“戰士的豪情”。
最後，和上述兩點相適應，他為文的筆觸粗放、雄健，善於以鋪排的句式來造成磅礴的氣勢，長於以絢麗的詞匯來顯示文采的煥發。他在遣詞造句時，往往是筆酣墨飽，任情揮灑，以求其能縱橫恣肆、淋漓盡致。在他看來，這壯美的時代正應該配以這壯美的文風。
作為“進軍的號角”、“嘹亮的戰歌”，劉白羽的散文自有它的價值、地位；但毋庸諱言，他的散文的缺點也是相當明顯的：取材的相近使文章的思想主旨較為單調、重復；激情的奔放使作品顯得直露、散長；壯美的文風有時又帶來了內容的空泛、虛誇。特別是這壹切在當時嚴重“左”傾的整體氛圍影響下，他因未能分清跟形勢與跟時代、空洞的豪言壯語與科學的求實精神的區別而變得較為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