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式的史書可以稱為文化史，是與中國傳統學問中的地理誌相仿。
對於羅馬所代表的古典文明的熱切向往，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可以說是壹個代表。他曾感嘆："所有的歷史不就是為了贊美羅馬嗎？"他在獲得了李維的《羅馬建城以來史》之後，廢寢忘食，對其做註解，並糾正其各種流傳版本的錯誤。他用給李維、西塞羅寫信的方式表達他的敬意。他甚至在信中寫道，希望自己能生活在李維的年代，或者李維能生活在他的時代。這些做法似乎有點奇異，但如果從歷史觀念的角度來考量，可以看出幾層意義。
第壹點自然是彼得拉克崇古的心態，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麽他在當時是人文主義的代表，還被稱為是壹位博古學家（antiquarian），即熱衷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物、古書的人。可是彼得拉克並不崇拜所有的過去，特別是對歐洲中世紀評價很低，稱之為"黑暗時代"。他所崇拜的是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所以就有第二點，即他超越了"古今不分"（anachronism）的意識。他希望自己生活在李維時代的羅馬就是壹個典型表現。
對"古今不分"觀念的超越，以後成為近代歷史學的理論基點。在傳統文化中，史學的生存意義就是能鑒往知來，我們上面提到的"君主之鑒"的寫作就是壹個例子。而跳出"古今不分"的觀念，便讓人質疑這種時代壹樣、人心不變的傳統觀念，而看出歷史是變化的，有新、舊時代之分。第三點與此相連，因為走出了"古今不分"觀念的窠臼，於是就產生了歷史不斷演變的觀念。
譬如彼得拉克認為古典時代高於中世紀，而自己所處的時代又有別於中世紀，因此就孕育了歷史發展從古代經中世紀到近代的三段論觀念。當然，彼得拉克本人也並沒有清晰地表達上述這些觀念，我們的討論或許是壹種後見之明，參考了近代史學以後的發展。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彼得拉克被人稱為"文藝復興之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因為他的所作所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彼得拉克主要是壹位詩人，因為在古代希臘羅馬，有他仰慕的不少詩人。但彼得拉克又是壹個學者、壹位人文主義者，樂意用他的古典知識來質疑和糾正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壹些文獻。"人文主義"的確切定義是專門研究古典希臘和羅馬文化、文獻的學問，其方法是批判比較各種傳世文獻，鑒定其真偽，希望求得其真相。
比如彼得拉克有壹次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所請，對奧地利的治權歸屬問題提出意見。奧地利地區的貴族們則引用壹份文件，說羅馬統治者愷撒在古代就允許他們自治。但彼得拉克依據他對愷撒和羅馬史的精湛知識，指出這份文件根本就是壹份贗品。彼得拉克在給查理四世的回信中舉出了許多理由來論證他的觀點，顯得頗有說服力。
當然，彼得拉克雖然熱衷古羅馬研究，不僅考察文本，還收集各種錢幣、服飾等做為研究的對象，但他也有搞錯的時候。不過重要的壹點在於，他采取舉例說明的方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這壹做法，以後成為歷史研究的範例。
人文主義者與博古學者的研究興趣相似，都專註古典文化。但後者的興趣更為廣泛，不但註意文獻的整理，而且還熱衷古物的收集。在西方文化的背景裏，人文主義者、博古學者與史家有***同之處，那就是喜好研究過去。但史家研究過去，主要目的是希望將自己對過去的認知敘述成書，以饗後人。
換言之，並不是所有喜好古代的人都會成為歷史學家但歷史學家必須像人文主義者和博古學者壹樣，對過去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的區別還表現在治學的態度和方法上。人文主義者註重文獻，博古學者收藏古物，他們都是研究者，其興趣在於鑒別古物、古書的真偽，其中也摻雜有商業的目的，因為博古學者大都又是古董收藏者，他們需要知道如何分辨贗品，以保持收藏的價值。文藝復興時期，商業經濟的發達和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博古運動（antiquarianism）興起的重要原因。
人文主義和博古運動的興起自然還有其他原因，比如對宗教的熱忱和對學術研究本身的興趣。那時的許多文獻都與基督教會有關。壹些學者力主鑒定這些文獻的真偽，與他們對教會的態度也有關系，有的是為了維護教會的尊嚴，有的則是為了揭露、攻擊教會的虛偽。不過，不管出於什麽動機，商業的、政治的，抑或宗教的，壹位真正的學者必須勇於揭示和忠於自己研究的結果，甚至為之冒壹定的風險也在所不辭。
這壹學術研究風氣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慢慢形成。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是壹個很好的例子。像彼得拉克壹樣，瓦拉是壹位出色的人文主義者，對羅馬時代的拉丁文學特別偏好，甚至因此攻擊希臘文和希臘文獻，這與其他人文主義者有所不同。但也正因為他獨好拉丁文，因此造詣很深，能區別拉丁文語法的歷史演變。大約在1439年，瓦拉所在地區阿拉貢的主公與梵蒂岡教會在領土歸屬上產生了糾紛，瓦拉應邀考察《君士坦丁贈與》這本教會文獻，因為教皇要據此來論證梵蒂岡的領土權。
經過大約壹年多的仔細研究，瓦拉發現，這部號稱出於公元4世紀的拉丁文獻所用的語言和文法都與同時期的文獻頗為不同。他在發表的《〈君士坦丁贈與〉辨偽》壹文中，用大量的事實證明，這部傳世多年的文獻從行文和語法來看，至多是8世紀的產物，不可能產自4世紀，即君士坦丁在位的年代，因此所謂教會持有世俗領土權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瓦拉的這項研究明顯帶有政治含義，他的研究成果有利他的主公而不利於教會。
但瓦拉本人是壹個虔誠的教徒，並沒有特別的反教會的意思。他公布的研究成果應該說主要忠實於他的研究發現。成果公布以後，學者也大都承認他的結論。因此，人文主義運動和以後更為發展的博古學運動在方法上有助於史學的近代化。由於這些學者的研究，史學寫作逐漸成為了壹門近代意義上的學問。不過，這是壹個漸進的過程，下章還要繼續討論。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於古典文化的興趣，促使他們鉆研、探究有關過去的知識，為的是讓古典文化重生。這壹興趣也同樣使得他們對古典時期的史學著作，充滿興趣，刻意模仿。彼得拉克著力模仿古羅馬的詩人，而他的弟子布魯尼則希求重振古希臘羅馬的史學。古希臘的史學自然是西方史學的源頭之壹，但作為壹種傳統，它並不是簡單劃壹的，而是以兩種類型的寫作為代表。
壹種是希羅多德式的，其特點是視野廣闊、包羅萬象、敘述生動。另壹種是修昔底德式的，其特點是主題專壹鮮明，以政治、軍事事件為考察對象，在方法上更註意事實的考證，在敘述上則註重因果分析。
簡單而言，希羅多德式的史書可以稱為文化史，甚至與中國傳統學問中的地理誌相仿；修昔底德式的史書則是政治軍事史，結構相對完整，以解釋歷史動因為重。羅馬時代的史學對這兩類史書，都有繼承。比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誌》，雖然規模要小得多，但卻是希羅多德式的著述，而李維的《羅馬建城以來史》，則大致繼承發揚了修昔底德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