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個博物館紮堆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古鎮，主題從抗戰到“文革”到民俗到地震都有，樊建川給它們取了壹個名字叫“聚落”。200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這座占地500畝，建築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博物館首次向世人開放。在建川博物館聚落整個的設計當中，抗戰系列無疑是壹臺“重頭戲”。2010年8月初開放的有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川軍抗戰館、援華美軍館和抗日俘虜館5個單館，以及中國壯士群雕廣場、抗戰老兵手印廣場兩個主題廣場。而侵華日軍館和漢奸醜態館是即將落成的重要項目，這兩個館後來被規劃入同壹個建築內，“上面是日軍館，下面是漢奸館，寓意很清楚，正是靠這些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這麽久。”樊建川說。
65年過去了，還有多少關於這場偉大戰爭的故事和細節不為我們所了解？時光悠悠，當年20歲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誰還能以親歷者的角色講述那些驚心動魄的戰鬥？盡管正趕上建川博物館聚落大興土木，還是有不少人遠道而來尋找歷史的答案。
抗戰博物館的8個分館均由國際壹流的設計大師設計，整體規劃是張永和，設計援華美軍館的是切斯特·懷東，漢奸館找的是臺灣的王維仁，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則主動請纓設計侵華日軍館，以表達日本人對中國人民的歉意。
“我們不說話，讓歷史說話！”“噓！別壓過歷史的聲音”博物館隨處可見的銘牌，記錄著這裏的細微變化。如果說前些年收藏和展覽可能還帶有壹些樊建川自己的好惡，盡量不帶個人色彩地去保有時代的原貌，讓參觀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評判。“藏品的分布以講故事的方式進行，不以編年為順序，也不會像傳統的博物館那樣嚴肅，這裏更為關註的是普通生命，整個建築群落會試圖營造出壹個真實的場景，再現社會生態。”樊建川說。
在文物收藏中升華責任
殘破襤褸的血衣、彈孔尚存的冰冷鋼盔、仍然可以發出尖利鳴叫的報警器、泛黃的戰時良民證、血跡斑駁的日記本、冰涼刺骨的侵華紀念章、照片上壹張張有著或驚恐或憤怒表情的面孔……
除了這些博物館裏展示的戰爭的血腥，園區角落的庫房裏還緊鎖著歲月的滄桑。白晃晃的日光燈下，鋪天蓋地的舊報紙、老照片、書信、鏡鑒、雕塑、像章，讓人感覺像是掉進了壹片淤積了幾十年的泥塘，心中感慨卻又沈重無語。
在收藏界，唐詩宋詞、梅蘭竹菊、才子佳人這類收藏買了就能賺錢，可是樊建川覺得太“清淡”，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他追求的是壹種擔當和責任。“抗戰館也好，地震館也好，最大的作用是敲警鐘。”樊建川始終認為，壹個人不能沒有責任心，壹個民族不能失去血性，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經受過太多的苦難，“我想讓建川博物館成為增強國民憂患意識和奮發圖強精神的‘鈣片’。”
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當年是被壹部老電影《血戰臺兒莊》點燃的。他的父親就是壹名抗日戰士，曾面對過鬼子的刀槍，在血火中拼殺，他自己也是壹個有過11年兵齡的軍人。通過收集川軍資料他了解到，抗戰期間先後有300萬川人赴戰，但是關於300萬人命運的記載卻是令人驚詫的空白。內心強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點什麽。他開始閱讀研究川軍抗戰史，並收集抗戰文物，十幾年間，他常常在全國各地奔走，尋找，追索。
30年職場打拼，樊建川的身份不停變換，他曾經是農民、民工、知青、軍人、老師、政府官員，2010年是商人，但在他心中，有壹條主線壹直沒變——對近代文物的鐘愛。他說自己是在收藏“歷史的細節”，在完成壹本“歷史啟示錄”。
盡管這個抗戰博物館是他傾其個人所有建起來的，但他從來沒有把博物館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始終認為自己只是社會財富的暫時看護者。“我只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搜集來的，但它們更屬於這個國家。”樊建川說。他說，盡管自己有個女兒，可他身後還是要把所有藏品交還給國家。
如今樊建川的收藏網已遍布全國各地，每日還有很多慕名而來的人們把祖上保存下來的抗戰藏品贈送給他。但是，每逢空閑，樊建川依然親自到市場淘寶，原因是抗戰時期的藏品已經越來越少，很多外國藏家出手很猛，而他能做的就是不讓它們繼續流失。
讓博物館自己養活自己
2000年，樊建川精選自己早期收藏的500件抗戰文物圖片和資料集結成書，名為《壹個人的抗戰》，此書後來被評為第13屆中國圖書獎壹等獎。他的壹位朋友解釋，取這個名字還有壹層寓意：“即使只剩壹人，也要抗戰到底。”
憑借開辦房地產公司的財力，憑借多年來的積累收藏，更憑借著超人的智慧和膽識，樊建川做了壹件別人不敢做也做不成的事情。自稱超級“館奴”的樊建川，其實心裏非常明白，博物館在經濟上是個殘疾人、低能兒，壹個中等城市建壹個博物館都很費勁，自己要邊賺錢邊養活十幾個該有多難。況且，和國有博物館相比，民間博物館無法享受財政撥款和免稅政策，可以說花的每壹分都是自己的錢，而且賦稅還很重。怎樣賦予博物館經濟上自己造血的能力？恐怕全世界的博物館都在尋找答案。這件事，從籌建建川博物館之初，樊建川就在想。只做中國近現代100年的歷史，因為這是中國變化最大的100年，在這100年的歷史裏，樊建川說他要做到壟斷。
眼下，公司每年都要貼1000多萬元在博物館上，對於這個還沒學會謀生的“傻兒子”的將來，樊建川已經有了自己的安排：
“在博物館多樣化、豐富化的前提下，我們不斷慢慢地融入商業，比如古玩店、旅遊商品店、國民大食堂、國民接待站、阿慶嫂茶館、龍門鎮客棧等等，門票收入不行，我就賣水、飯、旅遊品、書、光碟，辦夏令營、拓展訓練住宿、會議，慢慢把產業鏈條拉起來，現在已經初見成效，至少在吃喝方面能自食其力了。”
樊建川說自己最希望看到的結果是，不靠政府財政，也不靠別人的施舍和贊助，博物館就可以自己造血，可以自己養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