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達，字孚尹，號李庵，又號心遠生、晚號蠖叟，浙江海寧人，1911年7月7日生於上海。
其父徐堯臣經營絲綢生意，雖為商賈，卻性情儒雅，喜好文墨書畫，閑暇時熱衷於收藏，凡過眼名家書畫，只要相中了，便會不惜重金購進收藏。自小就受到家庭環境的熏陶，徐邦達耳濡目染便也喜歡上了字畫。據徐邦達生前自述：“父親看我喜歡，就在我14歲的時候為我請了當時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濤）、趙叔孺（趙時棢）等先生，教我詩詞歌賦及繪畫。又入上海著名書法家、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學習書畫鑒賞。後來慢慢地對書畫鑒賞就有了壹些認識，自己也開始買書畫，及給別人鑒定字畫。”
徐邦達家境殷實、交友廣泛，更因家庭氛圍的影響，自然不免由創作而入書畫鑒別與收藏之道。盡管弱冠即從李濤、吳湖帆這樣書、畫、鑒三者皆長的壹流收藏家，徐邦達買到的第壹張畫卻是贗品。那時他年方18歲，由於師承“婁東”，因此也偏愛清初“婁東”領袖王原祁的畫，於是當他看到壹幅王原祁的畫作時就不由動了心，經過仔細辨別，認定它是真跡，便以二十兩黃金的價格買下了，但是，此畫後來經權威專家鑒定為贗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二十兩黃金買了個贗品，教訓深刻”，至晚年也常常提起這件事以為笑談。
從18歲買下第壹張畫始，徐邦達在此後的80余年裏，為國家鑒考、收購、征集傳世名跡接近4萬件。起步時的壹次走眼，並沒有影響他終成壹言九鼎的國家級書畫“掌眼人”。而在徐邦達古代書畫鑒別生涯中，最精彩的壹筆或許當屬他識別出真偽《富春山居圖》，那距離他買進那件王原祁的偽作才不過5年而已。
1933年，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余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後又運至南京。當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抓住機會去庫房觀摩，在那裏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兩幅畫上都有乾隆禦筆分別題說其真偽。然而，經過徐邦達的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禦筆題說是假的那張《無用師卷》實際卻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說是真的那張《子明卷》卻是假的，這壹說法推翻了清朝宮廷的定論，還黃大癡傑作以真面目。
而今，這真偽兩卷《富春山居圖》都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無用師卷》與藏於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剩山圖》舊為吳湖帆所藏，作為吳門愛徒的徐邦達或許曾仔細觀摩、體會過圖上大癡的筆意。
1937年夏，當時的上海博物館舉辦《上海市文獻展覽》。徐邦達應博物館的董事長、收藏家葉恭綽先生之邀，協助這壹展覽的古書畫征集、檢選和陳列工作。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書畫鑒別的開端。展覽之後，葉恭綽又延聘徐邦達撰寫了《上海市文獻展覽古書畫提要目錄》。惜哉，徐邦達的這部處女作成書後即交付葉恭綽，彼時恰逢“八壹三”事變，葉恭綽倉皇離滬避難，在途中將書稿佚失了。
至上世紀40年代，徐邦達的畫藝已然名噪江南，並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之後，還被聘為上海美術館籌備處的顧問，並在此期間，於滬上舉辦了第壹場個人畫展。
上世紀40年代末，徐邦達從上海市區遷居嘉定縣城。在那裏，他進行了大量的山水畫及詩詞創作，而其鑒賞水準也隨之精進。回憶此間生活，他曾道：“與畫友孫祖勃君朝夕過從，討論藝事，最為歡洽。”與此同時，凝聚徐邦達壹生心血的《古書畫過眼要錄》也正是在這壹時期開始編撰的，而那時的徐邦達並沒有想到這部書會延續壹生。
1949年，徐邦達和好友張珩（字蔥玉）壹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不久之後，張珩便被調去了北京。張珩與當時的中央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熟識，徐邦達與鄭振鐸的交往也正是始於在張珩上海寓所的壹次會面。張珩到了北京之後，更是向鄭振鐸力薦徐邦達，於是鄭振鐸就把徐邦達也調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處做業務秘書，主要工作則是收集、鑒定古書畫。
徐邦達生前口述：“我從上海來北京的時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畫，當時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團城。因為那個時候剛剛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畫都讓國民黨給帶走了，所以我們就要把散落在民間的那些字畫壹點點地收上來。”自那時起，徐邦達的鑒別與收藏行為就與國家力量的支持分不開了。他曾透露過他征集書畫的秘訣：“因為解放前我就經常到各收藏家家裏去看東西，所以誰家有什麽東西心裏大概有個數。因此到了1953年的時候，差不多收上來約3700多件東西，這裏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動員他們捐了，能獻的獻了，實在不行的就只好買了。”
連做夢都離不開古代書畫的徐邦達，在那壹時期鑒定並征集到數千件古書畫作品。此後這批古代書畫都被交撥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並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古書畫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礎上，其“故宮博物院繪畫館”才得以正式成立。
從1983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開始對全國各地所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全面系統的鑒定。鑒定組由7人組成，謝稚柳任組長，組員名單中，徐邦達赫然在列，其他則為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前後歷時8年，行程數萬裏，***鑒定了8萬余件中國古代書畫，編成《中國古代書畫目錄》。今天，留存在大陸的絕大部分中國古代書畫只要壹查《目錄》就能知曉其傳世狀況。
徐邦達參與的這壹古代書畫鑒定工作，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書畫普查，前兩次分別在北宋宣和年間和清乾嘉年間，留下了研究傳世古代書畫必不可缺的參考文獻《宣和畫譜》與《石渠寶笈》。書畫鑒定小組的工作也堪與歷史上的前兩次比肩，成為後人所參考的重要文獻，由此可見徐邦達及其同仁謝稚柳等對古代書畫鑒別的功力。
徐邦達因書畫之緣而鑒定，因鑒定而每日裏與書畫耳鬢廝磨。對於古跡名作，更有摹以亂真的本領。現存加拿大的奚岡《松溪高逸圖》摹本是他18歲時所臨，現存新加坡的張中《芙蓉鴛鴦圖》摹本是他24歲時所臨。晚年鑒考之余，重拾畫筆，創作山水，筆致秀潤，意趣幽深。擅古典詩詞。於書畫鑒定之外，他更是以著述記錄心得，有《古書畫鑒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古書畫過眼要錄》、《重編清宮舊藏書畫目》等著作。
為徐邦達的古代書畫鑒別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給他壹個雅號——“徐半尺”。據說，這個雅號得名於壹次，有壹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壹片竹葉的梢頭，徐邦達便脫口而出：“李方膺！”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壹李方膺的作品。很多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說出了與此畫有關的壹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號。而他的弟子說，其實更應稱呼他為“徐壹寸”，因為書畫卷往往展開寸許，徐邦達便已知真偽。
徐邦達90多歲時寫了壹幅“實事求是”，掛在書房的墻上以自勉，這四個字也是他鑒定原則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