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由於高臺域壘式、叢山環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環境，歷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陸續徒入的眾多氏族在“程朱闕裏”之地受到朱子理學的充分浸潤和熏陶，對封建宗法的重視和強化都不遺余力。自從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請乞詔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後，徽州各宗族即興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風。弘治《徽州府誌》載當時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誌》卷二壹《宮室》中即擴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間尚無祠堂記載的徽州祁門縣，嘉靖間已載有祠堂31座，到明萬歷間，祁門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勝載”了。僅縣誌就登錄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稱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歷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數千座之多。（5）黟縣千年古村古築，孫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畢氏、何氏還各建有壹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無壹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倫之義，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識：“治人必先於重祭，親唯壹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於推恩，如萬物向榮於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於海復匯流而導源。”因此，他們都把“祖廟，祀產，宗譜”視為宗族“敦睦”之要。“宗譜全則敦睦有其據，祖廟整則敦睦有其地，祀產備則敦睦有其資，三者相須不可缺壹。”（7）
徽州方氏宗族是漢代由中原徙歙縣東鄉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為祭其遷徽始祖方儲修建真應廟的歷史，是徽州宗族興衰的壹個縮影。
東漢永元年間（89—104），因為“歙南柳亭山為黟侯（方儲）潛修地，並立廟於柳亭西小山上祀之，歷晉、宋、齊、陳、隋、唐五季，”可見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壹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稱真應廟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據《歙淳方氏會宗統譜·真應廟》記載：該祠廟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並開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視，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賜廟額“真應”；元代初年族裔方興重新修整，清復祀產；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長復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應廟祖祠立宗支板圖懸掛；明永樂間（1403—1424），族眾增置真應廟祀產、廟基地、祀田，還鑄廟鐘以載；明萬歷間（1573-1620）真應廟已有祀田80多畝；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廟為寺，霸吞祀產，方氏族裔方德師告到府衙，終由知府何歆判歸；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賣真應廟祀產，方德師復控於縣衙，反被系禁，久羈囹圄，官司壹直打到京城，“赴闕呈奏”，結果方師德勝訴，斷田歸廟，福清等坐罪驅逐，這次官司歷時兩年，化費千余緡；明萬歷十三年（1586），守祠廟僧真珙和地方惡棍潘禮等又籍故侵吞廟產，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書官方，追回廟產；萬歷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強吞祀谷；萬歷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結謀吞真應廟，占造屋產，經族裔方鰲等控告，追回田產。
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萬歷間徽州方氏宗族改變了招僧守祠的方式，萬歷三十六年（1606）復廟業，宗內各支派合同輪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靜等將徽州方氏十派會同議合同並呈縣衙鈐印，以保祖永祀。此後，真應廟方氏祖祠經明末、清代漫長歲月的歷史風霜，或興或殘。時有復興、重修、擴充，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遭拆毀、清基，成為歷史。
真應廟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興廢歷史，只是徽州各宗族興建眾多祠堂的壹個典例。正是在這些宗族家廟、統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興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壹個個實在的空間，其宗法制度有了壹個個實施的實體，在徽州宗族各類祠堂中，都無壹例外地在寢殿中供奉著按朱熹《家禮》中所規定的先祖的神位，許多祠堂高懸著宗族祠規、族訓的粉牌，在各種節日，在這些祠堂中都進行著莊嚴隆重肅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議事、勵學、警誡、執法的重要場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產，方氏真應廟就是有豐隆的祀產才得以維持十幾個世紀長盛不衰的。徽州宗族為了自身的繁盛發展，將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會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還創造性地建起了各類專門祠堂，象歙縣棠樾鮑氏宗族專祀孝子的“世孝祠”，專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縣西遞的“七哲祠”、祁門瀝口“貞壹堂”邊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則內祠”、“壹善堂”，績溪龍川胡氏宗祠邊的“特祭祠”。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態更為豐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類“專祠”的構築，從建造規模、裝飾基調到供奉對象，都進壹步生動地詮釋著徽州宗族文化生態的豐厚蘊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鄉的大量徽州宗祠，透過其五鳳門樓高聳、馬頭墻矗矗的風姿，人們仍可以感受到歷史上徽州宗族社會的強烈宗法信息。
廣修族譜——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脈延續
如果說遍建祠堂，組構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態的平面空間，那麽，廣修族譜，則是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縱向構築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態的立體空間。
中國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譜。人們把修族譜提到了“壹家之有譜，如國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頤就認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廢，人家不知來處，世無百代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也。”蘇洵有言：纂修譜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壹端”，“三世不修譜則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譜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貴胄，閥閱之家，為了延續這種高貴血統，使後人知其根本，維系宗法壹脈，徽州各宗族都特別重視宗譜、族譜、家譜的纂修，他們認為：“宗譜者，所以濟宗法之窮也”。（8）“從來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則壹，其繼漸蕃，迨至支分派別，勢若渙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孫，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須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譜、宗譜以明所自來。纂修宗譜，不僅是要“同源分流，知終究始，”明白宗族血脈延續，“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關系宗法倫理禮義教化。“古人之以禮樂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則倫理以篤，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親，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譜作為強化宗法倫理的重要舉措，“是道行於家則家齊，行於國則國治，將見禮樂同俗遠近成風而古先聖王之道欲復不難矣。”（11）族譜之纂修，“古人篤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譜牒既具，族義既堅”，“歲時伏臘必相集，憂喜慶吊必相關，富貴者不以加於人，貧賤者必以相赒恤。”（12）通過族譜的纂修，使宗族族眾得到倫理教化，知禮明義，“事親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於身”，“他日上天官有壹命之寄，又以孝敬事於國，教於民，將見國人皆孝敬而堯舜之道復見於今世矣。”（13）纂修族譜竟也關系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認為：“斯譜之作豈為虛器？”意義大著哩。“宜明譜系以收宗族之眾，然後倫理定，綱常正，不致視如歧路而壹本萬殊之義具矣。”（14） “國必有史，家可無譜乎？史載壹國之事而上下攸分，譜具壹家之事而昭穆以別，則史與譜分雖殊而理則壹也。”（15）纂修宗族譜牒，記敘宗族祖上的功德和傑出人物，還可以更好地激勵族眾光大宗族的好傳統，促進宗族的興旺發達。族譜中列入傑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勛，抑亦俾後人興起感慕而思奮也。”（16）“方氏之先多聞人，其子孫當益進於學，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門閭，使家聲復振，斯譜之傳不墜，此則譜外意也。”（17）宗族纂修譜牒，也是當時現實的需要。“修譜法凡有六：壹曰老老；二曰貴貴；二曰賢賢；四曰崇節；五曰達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則人知孝，貴貴則人知敬，賢賢則人尚德，宗節則人重義，達才則人盡能，幼幼則人恤下。六者備，類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趨利悖義者，即內而壹家且秦越，手足何有於閭裏？吾見此乘車彼戴笠，兄長覿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風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鳴，父子有反戈之慘，視同堂為秦越，嫉本宗為寇仇，麥飯不陳尊爼，何望伐封赫墓，為世所悲，是故修譜系立祠堂，雖曰敬宗愛親，亦維風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於對纂修譜牒的這些深刻認識，都不惜工本資財，廣修宗譜、家乘，在徽州幾乎沒有不修譜的宗族，成為徽州地域社會的壹大特色。許多大族旺姓，不僅有家譜、族支譜、宗譜，還有統宗譜。有的僅壹個宗族的譜牒種類和修纂次數就都十分驚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別，遍於中國和海外，人稱 “天下汪”，其《汪氏統宗譜》和汪氏各種宗譜、支譜、家譜，遍見於壹些大圖書館、博物館和徽州學研究機構。徽州宗族譜牒，由於“歙以山谷為州也，其險阻四塞幾類蜀之劍閣矣，而僻在壹隅，用武者莫之顧，中世以來兵燹鮮經焉，以致故家舊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圖書館收藏中國家譜族譜1200多種，其中徽州宗譜就有約1/3。黃山學院徽州文化研究資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類宗譜三百多種。這些徽州宗譜，有的簡明概括，有的林林總總、宏篇巨制，壹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會最為詳盡的歷史記憶，是徽州宗族血脈的強力延續，它在時代深處的強力膊動，借徽州祠堂這壹重要舞臺，展開了徽州宗族社會的生動畫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較早，和其它宗族壹樣，纂修宗族譜牒的歷史漫長持久，很有代表性。
據《歙淳方氏會宗統譜》記載，早在壹千七百多年前，西晉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譜》；唐貞觀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澤投也撰成了方氏族誌；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雲源譜》，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譜》；明洪武間（1308-1398）方寧作方氏《馬源羅田譜》；天順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續譜；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為方氏宗譜分派訂訛，並呈官府準印；此後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譜》、《成性祠譜》、《桂林支派譜》等等不斷纂修、增訂、續修，其由歙縣柳亭山真應廟統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經不斷的族譜纂修、增輯，世系絲聯繩貫，各有所據。構成了徽州“四角方”龐大而嚴密的宗族文字體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復集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會宗統譜》。”這部徽州方氏會宗統譜，“惟以勅建柳亭山真應廟自宋以來每歲分祫之十二派匯而圖之，其十二派分遷及向曾入廟會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別附錄，無徵者不載”。因為壹是號稱“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儲公苗裔匪第蔓延於歙淳間者不可指數”、“如莆田、九江、鄞、滁、南灣、嚴、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內各地、無法壹壹會宗；二是由於自宋以來，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別支分，各自為譜，統宗會元之法不舉，故自儲公以下未嘗統輯成編。”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發起的《歙淳方氏會宗統譜》之修纂。
這部《歙淳方氏會宗統譜》，從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屬、遷徙情況到宗譜纂修歷史、統宗世系，真應廟統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誌、世家、家傳、節孝誌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記敘，統譜還對歷來各種方氏宗譜纂修作了正誤和考證，提出了存疑之點。“斯譜參前代各家舊牒，搜考不厭周詳，昔遁曩訛悉以厘定，按時考事，事之差壹字之誤必稽於國史郡縣誌諸書及互參諸派族譜以訂其是，”很認真地將徽州方氏各支派“統而會之，寧詳毋略，寧備毋闕。”（21）該統譜，以方善祖為首的參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總修、協修和專門校核者，考證用的歷史文獻，有《國語》、《史記》、《漢書》等權威典籍44種。《歙淳方氏會宗統譜》***772頁，修纂成書之後，不僅鄭重地“報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準給印牒刊於譜首，每譜壹部賞準印鈐印”壹顆，而且在成書之日，會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應祖廟祭告之後，發散給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並當眾即毀其書版，以杜假冒。發放的每壹部統譜還逐壹編上字號，註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縣衙鈐印，仍合各派領譜諸名挨次總編字號於卷末，規定日後如有印信模糊、號內無名或雖有名而非的支收執者，就可判定“非系假偽即系私鬻”，防偽措施可謂嚴格，都是為了維護宗族宗法的血脈純正。為了使族眾對族譜有高度的重視，方氏真應廟宗族特別規定：“慮有不肖子孫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貪牟貨利而鬻之，如此者，眾申其罪，追出原譜，仍逐出祠。”（22）
為了維持宗族的血統純正和宗法的威嚴，《歙淳方氏會宗統譜》在纂修時制定了嚴格的原則，那就是“防冒濫”，“非我族類，概擯弗錄”。除不能證明是真應祖廟支派的概不收錄之外，還規定“異姓承祧，無裨宗祊，徒紊宗脈者已削不錄，蓋我祖不歆非類，律例亦嚴”。“亂宗以後更有犯者，其支並削，”即紊亂宗支的連這壹支派也壹並取消入統譜資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譜時壹樣，《歙淳方氏會宗統譜》也比較註意壹個“實”字，要求盡量實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學者戴震關於修宗譜應反對“蒙冒濫承”的思想。方氏修譜者認為：“譜牒之盛，自魏晉始，時臺省以門閥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獨家自為譜，雖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為先後，士大夫恥於族單，每攀援傅會，動相倚重，溯其先世蓋自王侯賢聖也。夫自有天地以來生人眾矣，豈獨王侯聖賢之子彌布天下哉！物趨於所好，亦其勢也。譜牒之作毋為其名，為其實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聯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實勝者也。”（23）《歙淳方氏會宗統譜》既不主張無根據地向“王侯賢聖”攀援傅會，蒙冒倚重，又十分謹慎地記敘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遠祖的由來，認為“家譜之作，所以譜壹族系壹姓也，始受氏，詳遷徙，俾後世知所由來。若先帝世系已屬杳渺，議者謂可不必贅記；第前人既已悉載、傳承永久，而開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壹人，生生弗替以傳於今，恐略而刪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窮源似不可忽，故仍其舊而特列弁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孫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堅持列入統譜，並依史載，收入了方氏徽州始遷祖方儲“方仙翁”的事略。雖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對此“有疑”：“五紀世遠而獨詳其系屬、列仙事誕而每載其始終，”對於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將方儲描述成知過去未來、乘鶴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該譜仍認為自方儲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脈衍繁線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學者胡適最反對修纂族譜時，大家都盡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貴出身，以為這是壹種需要擯棄的“源遠流長的迷信”。這種觀點，如果從反對無據攀援、蒙冒濫承的角度來說，有其壹定的正確性。然而正如趙華富在壹篇駁正文章中所說，纂修譜牒，追本溯源，中華民族俱系炎黃子孫，“而開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壹人”，尋所自來，似無可厚非。“譜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則顛倒無據。”（25）關鍵在於要尊重歷史，言之有據，實事求是，不能胡亂攀援。《歙淳方氏會宗統譜》明確主張不隨“物趨所好”的時俗，強調修譜“以實勝”，在統會各支派世系時，“風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嚴於壹字”，“信必有徵，疑必無質”，逐壹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譜時采用史實的存疑之點，堅持“慎故精，精故詳，詳故實，實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術也。”（26）因此，時人對“方氏家乘”評價“無冒認妄祖之誣，無牽合附會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覺得這樣的纂修規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譜牒，雖也確有個別“冒認妄祖”“牽合附會” 蒙冒攀援的情況在，但大多都以修國史的慎重態度來修族譜，因此許多徽州宗譜族譜作為該氏族的較為豐實和可靠的歷史記憶，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在正史、在府縣誌中不易找到的寶貴文獻，讓我們對這個宗族的歷史發展有了壹個真切的了解，這是壹種徽州宗族文化生態的深層揭示。《歙淳方氏會宗統譜》，不僅比較準確地統會了徽州真應廟方儲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發展、遷徙、活動情況，還對徽州方氏宗族對國家對徽州地域社會的貢獻作了詳盡的歷史記錄。是壹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會方方面面的詳實歷史地圖。統譜中涉及的程元風、鄭玉、方弘靜、吳苑等歷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學研究中被關註的重要人物。而統譜中關於隋末在汪華之後，方亮起兵據有睦州，保境安民，歸順唐朝後，李淵詔其持節歙、睦二州諸軍事，“保據邑土、識達事機、蚤歸朝化”的史實，就是徽州文化中的壹段重要歷史資料。統譜中關於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與方臘起兵經過的詳實描述，使人們對歷史上方臘起義的情況有了壹個更真切的了解。統譜中關於“方氏七賢”的記載讓人了解了歙南“七賢裏方村”的由來。
由遍建祠堂和廣修族譜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態，隨著社會變革的風雲變幻，在歷史風雨的沖刷中，變化很大。徽州祠堂現存雖還有壹定數量，但作為徽州宗族宗法倫理的物化表征，卻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為學校校址，有的成為生產隊屋、糧站或倉庫，有的則黴朽塌倒，風雨飄搖，有的則已成為特色旅遊的景點。如果說這些徽州祠堂現存，還可以其徽派建築的藝術價值、徽州宗族社會的認知意義，成為徽州文化生態保護的壹個重要內容的話，那麽，目前留存於世的大量徽州宗譜族譜，作為徽州宗族社會的珍貴歷史記憶，尤其應列入徽州文化生態之“非遺”保護項目。現在不少地方新壹輪建祠堂、修族譜的熱潮正在興起，海內外華人尋根問祖的潮流也強勁湧動。從開展文化旅遊角度，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角度，從發動民間力量***建和諧社會角度，可能我們對建祠堂、修族譜這類民間活動，似不可以“落後的宗族迷信活動”壹以概之，似須有新的思維，給予更多的寬容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