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分類繁多，但每壹類古董如瓷器，青銅器因年代，材質，制作工藝，保存狀態等等的不同，存在各種特征。如銅器鑄造留下的模具痕跡，年代留下的各種銅銹，瓷器的彩繪顏料，胎土，釉面特征等等。。這些自然形成的特征，許多都是都是不同時代器物所特有的。
換句話說，他們就像鈔票上的防偽標誌，是屬於人為無法仿制或者是仿制成本高昂的。鑒別古董真偽就是利用這些特征做比對。
壹件古董的真偽首先就是確定這件古董的名稱和歸類，然後按照相應的標誌去對比，比對它上面是否存在這些特征，這些特征性狀是否和真品的性狀相符。這就是判斷古董真偽的方法。
由於古董分門別類非常繁多，因此壹個人每類古董的鑒別特征都掌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壹個人壹輩子努力學習積累最多只能精通幾個門類。所以壹個專家什麽都能鑒別這往往就是不可靠的
瓷器鑒別不是嘴壹說就行的
明清時期，隨著景德鎮官窯的建立和發展，瓷器上的款識趨於系統化、規範化。民窯瓷器的款識則多種多樣，紛繁復雜。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明代
洪武：洪武壹朝，未發現任何帶年款的官窯器。民窯也極少見，僅見有青花書寫“福”、“壽”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縣發現“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紀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識刻劃在罐腹，系罕見的具有明確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發現署年款的瓷器。
永樂：明清兩代，在瓷器上書寫帝王年號作為款識，始於永樂。款式僅見有“永樂年制”四字篆書款壹種，未見有楷書款。上海博物館收藏壹方明永樂時翰林學士沈度的端視，硯底刻“永樂乙未秋翰林沈度識”十字篆文，經仔細比較，與瓷器上永樂款識字體相似。因此，永樂官款可能由當時的翰林學士沈度書寫後，再交工匠臨摹寫在瓷器上。永樂官器署款者不多，僅見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紅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寫帝王年號款的只見於壓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壹對永樂青花蓋瓶，器身書“內府”二字，顯系宮內用器。單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兩種體式。民窯青花器上有書寫“福”、“祿”、“壽”等字的。
宜德：宣德時期，帝王年號款激增，大多數為楷書，也有與永樂壹脈相承的篆書款。款式僅見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兩種。大多數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書，“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見。刻款有楷有篆，以楷為主。未見有印款。款識外常圍有單線圈、雙線圈、長方框及長方框外加雙圈等，也有無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較隨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裏心、器蓋等處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識滿器身”的說法。款識還見有“大德吉祥場”、“敬權”等，民窯青花中見有“福”、“壽”等字款。
正統、景泰、天順：正統、景泰二朝未見任何帶年款的官窯器。正統壹朝，迄今僅見民窯器楷書“正統元年”和“正統捌年”款二例。景泰朝壹件未見。天順朝僅見四件：壹件印“天順年造”款卵釉雲鳳紋瓷盤，為官窯器，現收藏於英國達維護特基金會。另兩件書“天順七年大同馬氏造”；壹件書“天順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爐。
成化：以青花楷書“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為主，款識外，有的加雙圈，有的加雙方框，也有無圈框的。官窯罐類，還有在底足寫“天”字款的。民窯款識有寫“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書“大明弘治年制”六字兩行款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為刻款。尚有以紅彩寫“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窯器。民窯器有寫幹支年款的，如“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寫“金玉滿堂”、“長命富貴”等吉語款的。
正德：正德官款主要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款，其中以四字款居多。有書寫款，也有刻劃款。除了用漢文外，此時亦有用阿拉伯文和紅彩梵文書寫的款識。民窯器常見“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還有“長命富貴”、“天下太平”等吉語款。
嘉靖：嘉靖官款壹般都在底足書寫“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兩行楷款，並帶有雙圈；器口邊書寫六字橫款者少見，但大盤、大缸等的口沿處也見有。款式有青花、紅彩、刻字塗金等數種，均為楷書，未見篆書。款字的排列形式，有兩行直款、單行橫款，也有環形和十字形六字款的。民窯器中有寫“嘉靖制造”、“大明年造”年款的。出現堂名款，如“滋樹堂”、“東書堂”等。人名款激增，如“陳守貴造”、“鄧奎自造”等等。吉語款也增多，如“富貴佳器”、“福壽康寧”、“國泰民安”等等。另有寫“金〓大蘸壇用”款的器物，系當時的道教用器。
隆慶：所見官窯年款都寫“大明隆慶年造”六字兩行楷款，“隆慶年造”四字兩行款少見。款外常圍以雙圈或方框。隆慶款識有青花和紅彩兩種，紅彩款多用於彩器上。
萬歷：官款以“大明萬歷年制”六字兩行楷款為主，四字兩行款少見。有的款外帶雙圈，也有不帶圈的，或六字款呈環形。有青花和刻劃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語款增多，如“徐〓慶堂”、“純思堂”、“程廷梓造”、“萬福攸同”等等。
天啟：官款以“大明天啟年制”六字兩行楷款為主，也有書“天啟年制”的。民窯中書紀年款的見有“天啟元年”、“天啟八年”、“天啟三年唐氏制”以及“大明天啟米石隱制”等等。
堂名款、吉語款有“竹石居”、“白玉堂”、“同樂佳器”、“仁波佳器”等等，還常見圖案款，如兔子、靈芝、方勝等等。
崇禎：崇禎時期署官款的器物少見，有“大明崇禎年制”及“崇禎丁醜”(崇禎十年，1637年)等。民窯盛行堂名款、人名款、吉語款，如“翔鳳堂”、“甲戊春孟趙府造用”、“富貴佳器”等等。
清代
順治：順治官款少見，有“大清順治年制”六字兩行楷款，款外有雙圈。署“順治年制”四字的，壹般無圈框，均為青花款識。民密器署幹支紀年款多見，如“順治丁〓年”(1657年)“庚子年制”(1660年)等，堂名款、吉語款減少，見有“繼善堂”、“百花齋”、“西疇書院”“玉堂佳器”等等。
康熙：官窯瓷器的紀年款主要有兩類：壹是“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壹是“康熙禦制”四字料款，寫於琺瑯器上。官窯器中也有寫幹支紀年款的，如“康熙辛亥(1671年)中和堂制，”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在圓明園中的居住之所，因此，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是宮內禦用之器。康熙朝瓷器款識種類繁多。按書體分有：楷書、篆書、行書，官款絕大部分是楷書，少有篆書款。按顏色分有：青花、釉裏紅、金彩、紅彩、紫褐色款以及紫、黑、黃、藍等料款。按款外線框分有：雙圈、單圈、元圈、雙邊正方框等。按排列形式分有：六字兩行、三行款，四字兩行及四字環形款等。民窯壹般無年款，但其它種類款很盛行。
雍正：官窯年款較多見的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兩行楷書款，也有六字三行的，款外有雙圈或方框。琺瑯彩器款識有“雍正年制”與“雍正禦制”四字，壹般為兩行豎寫並圍有方框的楷書款。在茶葉末、爐均及仿鈞器上，則見“雍正年制”四字篆書刻款。“雍正年制”四字古錢形款，則主要見於花盆壹類器物底足。雍正朝的堂名款不及康熙時期多，著名的有“朗吟閣制”楷書款，為雍正未登極之前燒制的，朗吟閣是當時雍正的讀書處。堂名款還有“養和堂”、“希範堂”、“致和堂”等；人名款則見有“江鳴〓制”、“馮宅”、“松年”等；吉語款少見；圖案款有壹定數量，如靈芝、鼎、花押等等。
乾隆：乾隆朝的官窯年款，有楷、篆兩種書體，但以“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為主。多數不加圈框。以青花款為多，還有金彩、紅彩、藍料彩與刻款等。堂名款之多，較康熙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名款中，以“唐英”、“瑤華道人”等有名，唐英為督窯官，瑤華道人為乾隆的王子。
嘉慶：官款以篆書為主，少有楷書，大多為“大清嘉慶年制”六字三行篆款。民窯款識篆、楷均有，六字或四字，但字體草率。出現圖章式的篆書款。
道光：官款與嘉慶時體式大致相同，大多為“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款。以青花和紅彩寫款。
鹹豐：鹹豐朝又興起以楷書署款的風氣，官窯大多署“大清鹹豐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篆書款減少。除青花款外，還有紅彩款與刻款。民窯器中十分盛行圖章式篆書款，並影響後世。
同治：官款以楷書為主，大多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兩行和“同治年制”四字兩行楷款。以青花、紅彩或金彩書寫。民窯器大多用紅彩圖章式篆書款。
光緒：官窯款識楷、篆並用，以楷款為多，署“大清光緒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款，也有四字兩行款，多數不飾圈框。有青花、金彩、紅彩及刻款等體式，大體同於前朝。民窯款識較草率。
宣統：官窯款誤解有青花、紅彩與墨彩款等，署“大清宣統年制”六字兩行楷款為多，壹般無圈框。民窯款識與前朝類同。壹般來說主要是多看書，看書壹定要記住，要多看實物，有條件多看真品和仿品的區別，把書中知識結合起來。看東西的時候少說話，多聽前輩的指點，還要看自己的悟性。
瓷器玩家大抵會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現象，有時心裏明白，嘴上卻難以表達，故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說。這“意會”，實際上講的是“悟性”。 悟性在鑒識上無處不在處處在，所以，有人覺得識瓷難，有人覺得不難。比如面對壹真壹假兩件器物，入門三個月的人只憑壹、二個基本要點便判定了真假，學三年的人，雖然可以講出三條、五條理由，則不見得真正能抓住要領，這就見出了悟性高下。筆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許多人的眼力和心力本是來夠用的，只因在許多時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鑒定上，“悟性”未必壹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關歷史知識成正比，有時還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學歷的事業有成者，以較高的價位，擁有了壹件外底署“永樂年制”篆款的青花龍紋盤，說是國寶級文物。其知識面極廣，從我國首見的三國時期於腹部處刻紀年款的越窯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後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裏紅樓閣式瓷倉；從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鎮建禦窯廠時官窯瓷上不落款，至永樂朝偶爾在圓器的器內署上四字年號款，以及終永樂壹朝沒有出現壹件帶底款官窯器的年款情況和歷史，無所不詳，無所不曉。惟有壹點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帶款的此件永樂盤系真的，當時這位寫款人，會就此犯下對聖上不恭之死罪他根本沒想到。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的做法始自永樂朝，作為第壹個吃螃蟹的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壹些碗、杯、盤的內底內壁處，留下了帝王尊號。這些署款器，盡管燒造數量極為有限，因前無古人，已堪為壯舉。朱棣沒敢把自己的年號倒扣於外底，是基於傳統思維和皇帝的尊嚴。試想，至高無上的帝號豈能隨處張揚！又系張揚於器皿底部，將給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樂款采用了深奧又不易懂的篆書、且字體顯得十分模糊，這系受時代發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帶有了時代印痕。而此件於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樂年號的青花龍紋盤，由於超越了歷史進程，無疑為假冒品。 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年號書於器物外底部的第壹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體以堂堂正正的晉唐小楷居多，還多數帶上國號（大明），且書寫部位遍器身：從器內底到外底，從內腰部到內口邊、外口邊，乃至頸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蓋內等，均屬落款處。帶款的官器數量之多，以及如此無定規的落款本身，充分顯示宣德帝對署年號款有濃烈的興趣，同時，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兒落的無奈。然而，憑借朱瞻基不落俗套愛玩蟋蟀及喜歡揮杖擊丸的個性，最終把神聖的帝號壹舉定格於器物的外底部，開創了標準年號款的先河。此河壹開，使宮廷瓷器的整體藝術趨向完美，亦讓官窯瓷器愈添皇家氣派。此後，帝王年號款定位於外底部的格式，不惟為明清兩代官窯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還成了官窯器物的重要標誌。 如今，瓷器上司空見慣了的底部年號款，已天經地義得不會讓人回頭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諸如永樂瓷，為什麽要把款識寫在花心裏，寫在獅球內；為何四字篆款的字跡，幾乎都顯得模糊、若隱若現；為什麽器物帶款的數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於壹些明顯為禦用品的杯、碗、盤內。這些同後世宣德朝有極大反差的寫款情景，究竟意味著什麽？而能在心底讓時空倒轉，並透過歷史長河中壹些有意味的跡象，例如洪武朝官窯的無款、至宣德時官窯瓷的款多，感悟明皇朝最初幾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態，這壹靈感，即為悟性。 與此相反，日常鑒定中，時有發生的所謂犯低級性錯誤與常識性錯誤的“吃藥”、“走眼”，則為缺乏悟性的表現。換句話說，人們的很多失敗，其實都不是發生在未知的世界裏，而是跌倒在常識裏。因為越是淺顯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視、被忘記。若能將歷史常識、書本知識、鑒定技能，應用得靈活，並時時保持壹顆平常心，善於總結與比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鑒定說難不難，說不難似乎又非常的難。揚州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元代祭藍釉淺刻白龍紋梅瓶，在入藏之前，當文物商店專職人員錯定成雍正瓷之後，出人意外地讓上海壹位名叫沈勝利的鑒玉專家從龍紋上認出廬山真面目，堪為難與不難的典型壹例。 精品收藏與“撿漏” 收藏是壹項高雅的文化話動，毋庸諱言，它又屬藝術品上的壹種投資行為。翻翻各家拍賣圖錄可發現，許多拍品讓人眼熟。這些古瓷，不是異地間的拍來拍去，便是數年或數十年投資的索回。由此說明“古董不傳三代”，不僅僅因為世事難料、人生苦短，不僅僅因為個人的誌向，不時要越遷、不時會有新的定位，還因為收藏者對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繼承人對古瓷認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現不可預見的逆轉。所以，即便壹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很難確保若幹年以後不被用來換成鈔票，甚至被其後代當作普通品賤賣出去。於是，在以往的十、二十年裏，許多收藏愛好者至江浙壹帶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壹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場撿漏，每每會有值得炫耀的收獲。近年來，壹些行家常常光顧歐洲壹些古玩店，並不時買回以前被搜刮去的中國古董，還有的則通過瀏覽海外的拍賣網站，從網上“撿漏”頗多成果，他們循著的亦正是這條思路。因而，收藏活動永遠會撲朔迷離，永遠有演繹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於上世紀50年代初，以1000元價格從香港同行手中購得成化鬥彩雞缸杯壹事，時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視為“撿漏”的範例。筆者從中看到的卻屬另壹面：收藏不分先後，關鍵看藏品的品質，以及收藏者的綜合實力。1980年，該雞缸杯在蘇富比拍賣行的易主價為480萬港幣。1999年時，同樣在蘇富比，此杯成交價已高達2917萬港幣。仇炎之慧眼識寶，不愧為贏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資的本金，19年增值2437萬港元，當屬大贏家。扼腕的是第壹位賣主，他的所作所為似乎在印證古董業上壹句俗話：“賣者不發財，藏者可發財”，並讓人們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時的買進賣出，甚至比起驚心動魄的“撿漏”，更具爆發力。 當然，筆者還有壹層意思。得以流傳下來的古代器物，乃是先民與上蒼對今人的饋贈，有緣者當竭力呵護與珍藏。如果非要變現的話，擁有者至少該讀懂這些可遇不可求之物的身世、來歷，最好還能搞懂其歷史上的地位同現在應有的價位。這些，對圈外人士來說，同樣也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