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由歐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倫布開辟出來以後，歐洲人紛紛遠涉重洋來到美洲。17世紀初，首批英國移民到達北美，在那裏開拓自己的“伊甸園”——新英格蘭。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劍橋大學受過古典式的高等教育，為了讓他們的子孫後代在新的家園也能夠受到這種教育，他們於1636年在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河畔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第壹所學府——哈佛學院。1780年，即美國建國後的第四年，已經有了140多年歷史的哈佛學院升格為哈佛大學。
當初哈佛學院的創辦者把劍橋大學的模式移植過來，學院最初定名為“劍橋學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為了紀念學院的創辦者和建校費用的主要捐獻者約翰·哈佛（John Harverd），馬薩諸塞議會通過決議，將學院改名為“哈佛學院”。
由哈佛學院時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學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寫著VERITAS 字樣，意為“真理”。哈佛大學校訓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寫的，意為“以柏拉圖為友，以亞裏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校徽和校訓的文字，都昭示著哈佛大學立校興學的宗旨-求是崇真。
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國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經說過：“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於它壹代壹代人的質量”。正是在擇師和育人上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哈佛大學才得以成為群英薈萃、人才輩出的第壹流著名學府，對美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和高等教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世界各國的求知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在競爭中爭先
1693年，北美第二所學府威廉·瑪麗學院（今弗吉尼亞大學的第壹所學院）誕生。1701年，耶魯學院（今耶魯大學的第壹所學院）成立。這兩所學院的出現，使哈佛學院有了夥伴和競爭的對手。18世紀下半期，北美洲陸續建起了9所學院，新建的學院雖然大體上仍沿襲英國古老學府的模式，畢竟時代不同了，受歐洲啟蒙運動和產業革命的影響，數學和自然科學陸續擠進這些學院的教學領域。受英國古老大學傳統影響較深的哈佛學院，面臨著強有力的挑戰。1727年，哈佛學院建立了數學和自然哲學的教授講座，這是順應時勢的變革之舉。此時，北美產業革命的勢頭興起，新興的工商業對應用科學的需求使哈佛面臨著重大的抉擇：要麽墨守成規，這將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學府中的領袖地位；要麽推陳出新，以求繼續執掌北美學府之牛耳。哈佛選擇了後壹條路。
數學和自然哲學教授講座開設後，哈佛學院還置備了壹批科學儀器和設備，教授們用實驗的方法，向學生講授天文、物理和化學知識。在數學領域內，設立了測量術和航海術等技術學科。1780年，醫學教授講座的建立，促進了植物學和化學的研究。教授們開展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自然科學終於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陣地，並對其它學院產生影響。
1775-1783年，北美13個英國殖民地爆發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哈佛學院順應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獨立戰爭的正義事業壹邊。在馬薩諸塞，幾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畢業生，包括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之壹、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1775年7月3日，喬治·華盛頓在哈佛學院所在地坎布裏奇就任北美獨立戰爭軍隊的統帥，他的司令部也壹度設在坎布裏奇。1776年美利堅合眾國誕生後，哈佛學院給獨立戰爭的主要領導人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國第三任總統）、約翰·傑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首屆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等人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到1780年，哈佛學院已先後建立了神學、數學和自然哲學、醫學等教授講座，學院升格為大學。按照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傳統，必須擁有3個學院的聯合體，才夠格稱為大學，當時馬薩諸塞州議會竟破格承認哈佛學院升格為大學，這既是厚愛，也是鞭策。哈佛大學繼續抓緊自身建設，1816年設立了神學院，1817年設立了法學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為主科的哈佛學院，壹***有了3個學院，成為名副其實、名正言順的大學了。19世紀上半葉，哈佛大學的影響已超出馬薩諸塞之外，及於美國中部和南部。
在北美獨立戰爭初年，哈佛學院的基金，連同地產的租金在內，不足1700英鎊。戰後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過18.2萬美元。到了19世紀,由於校友的贊助，哈佛大學的基金穩步上升，1800年為24.2萬美元，1869年為225萬美元。
在此期間，哈佛大學的課程設置有了較大的變化。1790年，哈佛大學開設了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包括天文學）、英文寫作、哲學（包括形而上學、道德和政治）、神學、自然科學，希伯來文和法文兩科由學生任選壹科。哈佛大學課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受德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影響。在此時期，德國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關於大學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條原則：獨立性；自由與合作二者統壹的原則；教育與研究統壹的原則和科學統壹的原則。洪堡不僅提出了大學改革的理想，並在他倡辦的柏林大學中付諸實踐，提倡學術自由，教育與科研相結合，柏林大學成為德國新型大學的榜樣。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壹些青年教授，曾經留學德國，受到德國大學的影響，他們要求改變英國大學的模式，轉而以德為師，效法德國大學的壹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聯名提出4項改革意見：減少古典文學課程的比重；重視對現代外國文學的研究；設立研究生的學位制度；按照學生的能力分班教學。這4項意見當時未被采納。
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學校長，他大刀闊斧，極力扭轉哈佛大學的方向，大力倡導重視理科的教學。他任職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學辦起了理學院，建立了壹座天文臺。18世紀和19世紀，隨著哈佛大學的發展，學校課程內容範圍擴大了，重點轉換了，自然科學受到了極大重視。
1869－1909年，化學家埃利奧特（Charles.William Eliot）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他任職40年，把哈佛大學建設成為了壹座規模宏大的現代化大學。他使法學院、醫學院獲得了新的活力，並且新建了商業管理學院、牙醫學院、文理學院，註冊學生從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學人員從49名增加到278名，學校基金從2300萬美元增加到2.25億美元。
1909－1933年，洛厄爾（Abbott Lwrence Lowell）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他重新制定了大學本科生課程計劃，實行課程的集中與分配相結合的制度，以便使學生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洛厄爾實行的導師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學沿用。洛厄爾最突出的貢獻是在哈佛大學實行住宿制度，這壹制度的實施使得在大型的綜合大學中，本科生都有壹個小型的學院環境，新生入學後的第壹年住在哈佛校園內或附近的宿舍中，壹年以後，學生們分住在12幢宿舍樓內，還為少數走讀生設置了第13幢宿舍樓。每幢宿舍樓內有壹位住校教師和壹個導師組，指導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樓還設有餐廳、圖書館，在宿舍樓區，經常開展各種有趣的體育、社會和文化活動。
近幾屆的幾位校長，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現任校長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對哈佛大學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們壹方面千方百計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質量，同時也盡力發揮哈佛大學作為研究機構的出類拔萃的作用。
科南特1919－1953年歷任哈佛大學化學系教授、系主任、校長，他在哈佛大學實行校外特別委員會制度，用這個機構來評議學校教師的資格和任期。他還創建了壹項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課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廣泛的學習領域。
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長，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學進行了美國高等教育史規模最大的募捐活動，為哈佛籌集資金達8.25億美元，這項活動提高了哈佛大學教師的薪金，擴大了對學生的資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職位，充實了教學設備。
1971年以來，博克擔任校長，他精心處理了高等教育中壹些主要問題，包括行政管理、少數民族和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以及學術界與工業界之間的技術轉換等問題，博克校長還重新組織了哈佛大學的管理機構，把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進到哈佛大學的各個研究生院和各個系科。
1991年，陸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長，作為更好地協調各學院和教師關系的壹部分，他開創了壹個集中的全校範圍的學術計劃，目的是辨別出哈佛最主要和優先的部分。另外，陸登庭還強調大學的責任：優秀的本科教育，大學的門始終向不同經濟階層的人敞開，研究型大學如何適應信息快速增長和嚴重財政約束的時代，在壹個自由表達的社會中迎接挑戰。
課程的不斷改革與更新
哈佛大學360多年的歷史，是壹部發展與變革互相推進的歷史。
創建後壹個半世紀的哈佛學院，壹直是以英國的牛津、劍橋兩所大學為模式，以培養牧師、律師和官員為目標，註重人文學科，學生不能自由選擇課程。19世紀初，高等教育課程改革的號角在哈佛吹響了，崇尚“學術自由”和“講學自由”。“固定的學年”和“固定的課”的老框框受到沖擊，自由選修課程的制度逐漸興起。在哈佛學院也有人倡議實行課程選修制度，這種革新的要求遭到傳統的保守勢力的反對，倡議在哈佛未得實現。
然而，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應學生個性的呼聲日益高漲。1839年，哈佛大學再次發動課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實行選課制，但在保守勢力的反對下很快又有所倒退。
19世紀60年代，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南北戰爭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生產力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師、自然科學家和工業技術人才得以和律師、官員等並駕齊驅。形勢的變化對高等學校的課程改革十分有利，選修制再次興起，哈佛又壹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869年，年僅35歲的埃裏奧特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此後他擔任校長40年，是推行選課制的主將，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哈佛大學全面實行選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語和現代外語仍為必修課，其它均為選修課。美國許多高校紛紛步哈佛大學後塵，減少或廢除必修課，增加選修課。
按照自由選修制的要求，攻讀壹種學位，可有16門課程供學生選修，只要符合規定，便可取得相應的學位。這種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學制，成績優異者三年內即可取得相應的學位，可稱得上是"不拘壹格降人才"了。在埃裏奧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學招聘名流學者任教，選修課程開設超過其它大學，學生的知識面擴大，學習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埃裏奧特的教育思想和課程改革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他強調高等學校要給予學生三個法寶：壹是給學生學習上選擇的自由；二是使學生在所擅長的學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機會；三是使學生的學習從被動的行為轉化為自主的行為，使學生從對教師的依賴和從屬關系中解放出來。
1909年，洛厄爾出任校長，他在保留自由選課制優點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從1914年起，實行"集中與分配"制。所謂“集中”，是指從16門可供選擇的課程中，必須選修6門本系的專業課，以保證重點；所謂“分配”，是指另外的6門課程從3個不同的知識領域中各選兩門，以保證學生具有比較廣泛的知識面。余下的課任學生自由選擇。這種制度既保證專業課學習的深度，又能擴大學生的視野，也可給學生的個人愛好留下適當的余地。
1933年，化學家科南特擔任校長，他勵精圖治，於1940年主持成立專門委員會，研究課程改革。經過5年的反復研究，提出了專門報告，主張加強普通教育。哈佛大學按照專門報告的建議，又作了5年實驗，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規定，第壹，壹、二年級的學生，要從自己所在的系中選修6門專業課，再從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類別的普通教育課中各選壹門，***3門課，另外還需從其他系的課程中至少選3門；第二，三、四年級也設有普通教育課，沒有學過壹、二年級普通教育課的，不得選修三、四年級的普通教育課；第三，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學生可以選修壹部分三、四年級的普通教育課；第四，學生不得選修屬於同壹個考試組的兩門課。這樣做，普通教育和專業教育結合的很緊密，而且先後有序，互相銜接。這種辦法吸取以前制度的優點，加以綜合，形成了以通訊教育為基礎，以集中與分配為指導的自由選修制度。
哈佛大學學生成績的計分方法壹般有四種：第壹，按A、B、C、D、E五級計分，A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滿意和不滿意；第四，有學分和無學分。
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並沒有停滯不前，他們又進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課程是核心課程，或稱基礎課程。他們深切認識到，不論學習任何專業，都必須有深厚的基礎知識。“根深葉茂，本固枝榮”，這壹思想在哈佛大學是很明確的。
德裏克·博克於1971年出任校長，他十分關註大學本科的基礎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紀初，美國壹般大學文科的課程是按照縱深與橫亙相結合的原則來設置的，既讓學生對某壹領域有比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學生對其他領域有較為廣泛的涉獵。到20世紀中期，則要求學生在知識廣度方面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個領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課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戰，由於人類的知識領域空前擴大，各學科之間過去的傳統界限已被沖破，使得傳統的文科課程結構處於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長任命亨利·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為哈佛文理學院院長，責成他負責研究文理學院的目標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問題，號召教師們獻計獻策，以集思廣益，重新制定有關大學教學的目的和方法。羅索夫斯基任命威爾遜教授研究***同基礎課問題，於1976年提出壹項改革方案，即“威爾遜報告”。這份報告主張制定壹種強制性的***同基礎課程，以後又經過反復討論、修改，並由羅索夫斯基院長親自主持進壹步的修改工作，結果於1978年提出了關於***同基礎課的報告，並決定於第二年開始付諸實施。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學是不斷適應時代的要求而不斷革新的，這種改革不是憑單純的熱情而匆忙從事的，改革不是孤立進行的。這些對我們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頗有借鑒意義的。
哈佛大學的機構
哈佛大學的校務領導機構，壹是哈佛大學董事會，另壹個是校務監督委員會。
哈佛大學董事會
哈佛大學董事會，負責大學的財政和校務的管理。有關教育政策和機構設置的重大事務，由校長和各部門主任向董事會提出討論定。哈佛大學各個研究生院院長和各個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長任命。
校務監督委員會
哈佛大學校務監督委員會，由30名成員組成。這些成員大多由哈佛學院和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的校友中選舉產生，任期為6年。校務監督委員會舉行定期會議，對大學的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就有關大學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提出建議，支持學校的重大活動。
歷久常新的生機所系
在世界著名學府之林中，哈佛大學算得上是壹株不老松，探討這所名牌大學長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國高等教育研究者感興趣的壹個課題。其之所以能夠歷久常新，與時俱進，值得各個大學借鑒。
壹、革故鼎新。初建時期的哈佛學院，其規模只相當於舊中國鄉間的壹所村塾，如今已發展成為規模宏大、設備先進、成就卓越、影響深遠的全美學府之首，這不是上帝恩賜，也不是自發而成，而是哈佛人艱苦創業，不斷革故鼎新的結果。事實證明：新陳代謝，革故鼎新，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哈佛從仿效英、德到獨創新制，由只學固定課程到采取自由選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為基礎、以集中與分配為指導的自由選修制等等，無壹不是革故鼎新的結果，時至今日仍未止步。這是壹所學校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所在。
二、質量並重。哈佛初創時，只有教師壹人，學生四名。現在，教師人數已超過兩千，學生人數近兩萬名，數量的發展是驚人的。哈佛在發展中並未忽視質的提高，堅持質量並重。保證教育質量，除了指導思想明確以外，比較重要的措施有兩條：壹是充實和完善設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學設施、實驗室、圖書館、博物館等等都是第壹流的；二是重視人的素質，教師要嚴選，學生要精挑。對於學生的錄取，哈佛是相當嚴格的，獲準入學者約占申請者的10－20％，大多數新生入學前的中學成績為A等。由於教師陣容強，學生起點高，再加上物質設備等其他條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當高的教育質量，在美國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學校中名列前茅。
三、教研結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學府，都已成為“兩個中心”，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實表明，教師水平再高，也需不斷進修。哈佛的教師都有科研任務，哈佛的高年級學生或成績優異者也在學習的同時，從事壹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圖書館、博物館、既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機構，本身也從事教學和科研。哈佛大學做到了教學、科研結合，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四、內外協作。哈佛大學內部各單位息息相通，許多學生可以交叉註冊、跨系跨學科進行學習，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學院等名牌大學和有影響的科研機構通力合作。內外協作，使得哈佛大學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力、物力，揚長避短，發揮最佳的效益。
哈佛大學社會學系
哈佛的社會學相對於哈佛大學的歷史來說顯得很年輕。哈佛大學始建於1636年，是美國最古老的高等學府。但哈佛的社會學創建於1930年，不僅晚於歐洲的社會學，在美國本土來說也算是後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學創辦的社會學系是全美的第壹個社會學系）。但是，哈佛畢竟是哈佛，由於這裏是學術文化的重鎮，因此哈佛社會學系創辦不久，即成為北美社會學的壹個研究中心，也開創了世界社會學發展的新階段。甚至有人這麽說：從20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社會學開始了她的“啟蒙運動”，這壹啟蒙運動的發祥地就是哈佛社會學系。這與當時許多著名社會學大師的成就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哈佛社會學系的始創者俄裔社會學家皮季裏姆·索羅金(P. A. Sorokin, 1889—1968)，他被視為老壹輩社會學家中的最後壹個拓荒者，被列為跟斯賓格勒、羅素、湯因比等大師齊名的20世紀的傑出人物。他的壹生傳奇而富有開拓性，他曾是壹位具有戲劇性色彩的政治活動家。1922年索羅金被前蘇聯驅逐出國後，很快就到了美國。1930年，他加入美國國籍，並轉到哈佛大學任教，直至1959年退休。
索羅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哈佛期間做出的。在這之前，哈佛大學尚未設立社會學系。他壹開始被安排在經濟學系。1930年在他的倡議下，學校組建了社會學系，索羅金為第壹任主任，任期長達12年。新創辦的社會學系很快吸引了大批優秀人才，以至時間不長哈佛就成了美國社會學界的壹個學術中心。曾在哈佛執教或學習的重要人物包括帕森斯、霍曼斯、默頓等。他們許多人後來是功能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巨擘。
1942年，索羅金辭去系主任的職務，後由帕森斯接任。索羅金逐漸偏離了社會學研究。40年代末，他創立了“哈佛創造性利他主義研究中心”，轉向了利他行為研究，並進壹步發展了比較社會研究和對美國社會的批判。從40年代到60年代，索羅金在美國社會學界的形象有些不合時宜。他抨擊現代集權的軍事工業社會，認為西方社會正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接任社會學系主任之後，開創了哈佛社會學的輝煌時期。以他為代表創立的功能主義學派的出現，也標誌著現代社會學的開端。帕森斯於1927年到哈佛大學任教，先在經濟學系，1931年到了新成立的社會學系，在索羅金的手下工作。盡管他們的合作並不成功，但帕森斯的腳跟越站越穩。1944年他接任系主任之職，並於1946年改組為社會關系系，任職到1956年。到1973年退休，他在哈佛任教達46年。
帕森斯壹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發表的《社會行動的結構》。此書奠定了他在美國社會學界的地位，它也被看作對美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具有分水嶺意義的經典之作。這項成果根本改變了美國社會學界理論貧乏的境況，顯示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價值。由此使美國社會學步入了所謂的“黃金時期”。
帕森斯實際是壹位少有的理論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現為對社會學理論的繼承和創新。到20世紀40年代末，帕森斯的學術研究發展到了壹個轉折的階段。以《社會系統》為代表，形成了他的具有系統論特征的功能主義觀點。重要的是，他在新改組的社會關系系，聯合了大批有才學的人物，以此建立了他的壹個社會學帝國！
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與社會學系的壹批有才幹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這些人包括默頓、戴維斯、約翰·賴利、維廉斯、穆爾等。這就是所謂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們以帕森斯和默頓為核心，***同討論功能主義理論問題。經過他們的努力，功能主義作為現代社會學的第壹個最具影響的理論流派出現了。
提到功能主義學派，我們不能不說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他雖然於1939年離開了哈佛，但他與哈佛有著不解之緣。
默頓1931年以優異的成績大學畢業後，爭取到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成了新成立的社會學系的首批研究生，受教於索羅金等名師。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默頓畢業後，先在哈佛大學作了兩年多的講師和導師（tutor），隨後到新奧爾良的土蘭(Tulane)大學任教。1941年起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對默頓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學者，首先就是索羅金。默頓後來回憶說，他之所以看似狂妄地選擇哈佛大學，就是因為索羅金在那裏。他說索羅金就是自己尋求的導師，正是索羅金吸引著他到了哈佛並接觸到了廣泛的歐洲思想。默頓壹進校就做了索羅金的研究助理和教學助理，他說自己甚至成了索羅金的替身，每天都到他的辦公室去，替他做許多事情。所以默頓較早地參與研究，成果不斷問世。如他1934年發表的第壹篇關於法國社會學的學術論文，就是替索羅金作的。他還較早地參與了對塗爾幹社會學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參與了索羅金宏偉的《社會和文化動力學》的研究項目。這些方面的研究為默頓後來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甚至起了壹種定型的作用。
對默頓的學術成長有很大影響的第二位人物就是當時年輕的教師帕森斯。默頓說真正開啟他的社會學思維的人，不是索羅金，而是帕森斯。在哈佛期間，帕森斯既是他的老師，又是他的對手；他們***同提出了功能主義觀點。默頓等當時經常去聽帕森斯所開設的理論課，課後又在壹起討論。帕森斯當時正在撰寫《社會行動的結構》，默頓曾仔細讀過其手稿，並提出了批評意見。
盡管帕森斯的理論觀點引起了默頓很大的興趣，但從壹開始，默頓的理論取向和風格就與帕森斯有極大的不同，甚至其理論分歧比我們想象得還大。默頓與帕森斯並稱為功能論的“巨子”，但其理論取向相去甚遠。帕森斯追求理論的高度抽象性和壹元性，追求的是“宏大理論”；而默頓則強調理論的經驗性和多元性，倡導建立“中層理論”。前者屬“刺猬”，而後者屬“狐貍”。因此，從壹開始默頓與帕森斯走的就是不同的理論道路。
喬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也是哈佛社會學的大師之壹。他於20世紀30年代初進入哈佛大學學習，開始學的是英國文學。後來由於受到了生物化學家L. Henderson和心理學家、“霍桑實驗”主要組織者梅奧的很大影響而轉向了社會學。他成了當時哈佛大學帕累托研究會的主要成員，早期開展了對帕累托的研究。
1939年霍曼斯到社會學系任教，但1941年他被征兵入伍。直到1946年，帕森斯組建社會關系系時，他才又回到社會學系任職。1970—1975年間他任社會學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 《人類群體》（1950）、《社會行為及其基本形式》(1961)等。他後期受B. F. Skinner的影響，主要倡導壹種行為主義的研究取向，強調對社會現象的心理學解釋，從而與流行的功能主義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抗。
在帕森斯組建社會關系系時，與霍曼斯壹同任職的還有著名的社會學家薩繆爾·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00-60）。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專長於定量分析方法。他在哈佛大學組建了“社會關系研究室”，開展了壹系列重要研究。其主要著作《美國士兵》（1949）對群體動力學和社會研究方法都有突出貢獻。在哈佛大學斯托佛更重要的影響在於跟帕森斯聯手為研究生所開設的課程。他與帕森斯在學術研究風格上雖然不同，壹位專長於實證研究，壹位專長於理論思辯，但在他們壹同主持的研究生課上，各有所長，相互補充，從而使學生受益匪淺。
隨著這些社會學大師的相繼謝世，哈佛社會學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輝煌。然而，這些大師的遺風尚存，余威尚在。故在哈佛社會學系的小會議室墻上，赫然寫著：
You can go anywhere with a degree in sociology（妳擁有了社會學學位，天南海北任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