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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姓的族譜

在潮汕的歷史長河中,人們可以將其淵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這上下八千多年的歷史中,長達六千多年的時間只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歷史,典籍有載的則要遲至秦漢之際。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嶺東端的揭陽嶺置戍所,就是最早載諸史冊的極其濃重的壹筆。同時,史祿為南下大軍鑿渠運糧而後“留家揭嶺”,更成為有史記載的漢人入潮第壹人。 不過,戍揭嶺事,向有爭議,《水經註》就以大庾嶺為最東之嶺,五嶺不列入揭陽。在廣西修靈渠轉餉的史祿遠道東來,以揭陽為家,更曾為論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後,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壹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區的遠古歷史上出現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載入典籍的史定。《史記》稱“揭陽令定”,《前漢書》稱“揭陽令史定”。《史記》的《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還載明史定歸漢後於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冊封為安道侯並任揭陽令。因為正史有載,故筆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壹文就曾引用。但是,這麽壹位在粵東乃至整個閩粵贛邊叱咤風雲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曇花壹現,其生前身後壹無余聞,令潮學界不禁為之困惑。

令人振奮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在揭陽召開,江西豐城揭氏族人攜上沈甸甸的《揭氏族譜》,和任職於汕頭濠江區政府企業投資中心的揭立業先生壹起赴會,壹下子揭開了西漢初年的這壹歷史迷霧。會後,揭立業先生攜譜抵鄙舍晤談,使筆者有幸細閱全譜。喜悅之情,自不待說。揭先生帶來的《揭氏族譜》有兩部,壹是江西豐城譜,二是廣東高廉譜。從豐城譜可知,豐城揭氏***修譜14次,初修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蘇過為作《史揭合序》;最後壹修在1943年。從幾篇序文來看,高廉譜至少也有四修,分別為乾隆、鹹豐、同治年間及1983年所修。蘇過的《史揭合序》也照錄不誤,還收進了福建汀州連城揭氏於清康熙、雍正年間修譜時的幾篇序文,顯見高廉譜是對照了連城譜的。從諸家序文我們還可考知,連城揭氏源於豐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於連城揭氏,故最可引以為據者當推豐城北宋的壹修譜,最精當的莫過於蘇軾的三子蘇過所撰寫《史揭合序》。蘇過之所以為揭氏壹修譜寫序,緣於蘇家與史、揭兩家的深厚交誼。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簡要地說,蘇過祖父蘇洵與同鄉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蘇過父蘇軾對史“以師禮事之”,並與史之子子熙及兩位侄子都是“筆硯同誌”,故蘇過說蘇、史是“通家執友”。蘇軾曾與史子熙論及漢武平南越事,因而從史子熙處得知,史定之父史煥是子熙的祖先,從史煥到子熙已經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舊譜”載明史定“賜姓於漢武,令後人知揭出於史,史、揭允遠不可為婚”。宋神宗熙寧年間,蘇軾通判杭州,後改知定州,得晤剛中鄉舉的揭樞(字伯徽),“握談甚歡”。不久,蘇軾又改知允州,過杭州舊治。揭樞剛好知杭,蘇、揭得以再次晤談。揭樞甚博學,蘇軾戲稱為“江南揭書櫃”。言談間,蘇軾“述史子熙家譜,揭原於史”。揭樞“即出其譜,自煥至樞也四十四世矣”。蘇軾不禁感嘆地說:“君與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豐城揭氏族譜之修,並命蘇過“敘之”。

歷史就是這麽結緣於有心人。史煥的史、揭兩姓後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結識了蘇軾這位曠代文豪,並由此造就了蘇過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確是文史學界的壹段千古美談。而今人揭陽潮學學者徐光華先生會前遠赴廣西、粵西,走訪各地揭氏後人,廣受揭氏族人的竭誠歡迎,充實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幹專論,率先在第三屆潮學會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塵封兩千余載的這壹潮汕史事,故深為海內外學人,特別是饒宗頤先生的推許,這不能不說是文史學界的又壹段當代美談。古之蘇氏,今之徐氏,先後為揭氏正本清源,從而為潮汕遠古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不爭的史實,而這都是緣於《揭氏族譜》的發現與研究,故可以說這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令人感奮的信息。

細考蘇序並證之譜中有關姓原源流考,我們可以對在揭陽那段語焉不詳的史事,有了壹個較為明辨的了解。可以斷定,元鼎六年古揭陽正式納入國家版圖,開始成為隸屬中央政權的壹個縣級建置,其轄區包括當今的粵東以及閩南、贛東南壹部分;揭陽令史定的確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區歷史上第壹位受命於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員。史定是中華所有揭氏族人的***同祖先,其父史煥則是史、揭兩姓的***同祖先。(按:有謂史定是史、揭兩姓族人的***同祖先,實誤)。

據譜所載,史定生於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壹月十六日,到今年剛好2165歲(按:或曰為2166歲,誤了!因公元沒有零年)。世居江西廣昌,故此當史定有功於漢之後,乃父史煥得以“食爵豫章”。將揭氏譜中所載印證正史,我們已不難展示兩千多年前那壹段風雲變幻的潮汕史。

秦末漢初,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文帝時感恩於漢朝廷的懷柔政策,上表稱臣。趙佗在位長達七十余年,死後孫趙胡繼立。閩越犯境,漢武帝應趙胡之請,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護駕將軍隨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嶺,閩越王之弟餘善殺郢降漢而罷兵。於是,史定“又承命隨嚴助往諭南粵”。嚴助帶南越太子嬰齊北還,為人質;留史定居越,實也為人質。後史定為南越“令揭陽”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呂嘉判南越,殺漢使。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閩越餘善兵臨揭陽。就在這關鍵時刻,史定“挈地歸漢,收平兩粵(按:同越)”。“武帝旌其忠,發詔封為安道侯,世襲揭陽令,賜姓揭,賜名猛”。

史定之令揭陽,似是撲朔迷離,但正史有載,本就應是提之有據的。今《揭氏族譜》的出現,更見毋庸置疑。這應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另壹個令人感奮的信息。為此,我們還有理由期盼著有那麽壹天,典籍所載的秦皇之置戍揭嶺,史祿之留家揭嶺,以及史祿、史定的關系都能得到透徹的考釋。

誌載揭猛(史定)有子揭當時繼襲侯位,並繼任揭陽令。此後,其子孫居停情況就在潮汕的誌書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壹直找不到其後人居潮的蛛絲馬跡。還是《揭氏族譜》給我們又帶來了這方面的重要信息。盡管豐城和連城兩譜,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壹片空白,但豐城譜有載,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孫揭震生於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陽(按:唐無揭陽,應是循舊說),隱居樂道”,娶姬氏,生二子,長為揭漳,生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次為揭鉞,生於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經,任南昌錄事。後揭鉞之長子揭鎮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孫貴,贈尚書仆射”。揭震長居揭陽直至去世,“葬揭陽縣梅嶺界,墳墓存焉”。由此可見,揭猛後人在揭陽傳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揭震之後,潮汕地區已壹千壹百多年找不到揭氏傳人。這是什麽緣故呢?揭陽有個民間傳說:古時候有個皇帝夢見壹巨人“擊”劍闖入寢宮,利劍直指其喉。皇帝應聲倒地,醒過來後急召國師圓夢。國師認為“擊”諧音“橘”,橘產於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諧橘之地,姓諧橘之人,斬盡殺絕,則可保無虞。於是查到了嶺南的揭陽揭氏,即密令揭陽縣姓車的縣令行事。車公接旨後,左右為難。遵旨則枉殺無辜;違旨則有殺頭滅族之災。經反復尋思,終於求得兩全之策。當夜,車公壹面暗命揭氏族眾趁黑逃離揭陽,遠走他鄉,隱姓埋名;壹面壹把火將揭家燒為廢墟,呈報朝廷。此後揭陽黎眾感車公盛德,於城東建壹座石橋,稱車公橋,並稱揭家故地為火燒地。這就是“火燒地與車公橋”的故事。故事不壹定是真,但卻暗示著揭氏之於揭陽絕跡,可能緣於某種天災人禍,也暗示著揭氏早已遷徙異地。這也許是故事編撰者的壹個假設。事實也說明了這個暗示或假設。揭震之孫揭鎮正是在唐末黃巢起義的戰爭中“以禦黃巢功封護國將軍、左仆射”,“持節袁州諸軍”,而後定居於袁州。揭鎮之弟揭政有三子,壹徙贛州,壹遷海陵,壹移豐城。移居豐城的揭禎成為豐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極其廣泛,其中豐城壹派是較旺的壹支。前所述蘇軾同僚揭樞就是出自此派。福建連城始祖揭五郎也是遷自豐城,為揭鎮後人。廣東高廉揭氏又徙自連城,始祖揭德秀為揭五郎之十七世孫,於明嘉靖年間入粵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壹族在贛、閩、粵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眾殊盛,僅廉江壹地即廣布八十多村,***三萬多眾(1983年修譜統計)。據揭立業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廣西、湖北、河南、貴州、安徽、浙江、江蘇、內蒙古、山東、陜西、雲南、四川、北京、上海、臺灣、香港等省、市、區都有揭氏後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歐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後裔,海內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壹個***同的祖先———揭猛,並幾乎都知道揭源於史,賜姓於漢。所有這些,也都是《揭氏族譜》給我們帶來的信息。

從兩部族譜多家序言,我們也看到了各個時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體都認同了揭猛為***同祖先。至於宋末和元代修譜時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偉川先生已做了體察入微的分析。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已在明清各譜中得到了糾正。揭氏人才輩出,世代簪纓,完全有能力扭轉不實之舉,這應是不成問題的。從《揭氏族譜》的風俗記載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過端陽節,這也可見其對揭猛的崇仰信奉。原來此俗源於史定的壹次重大軍事行動。當年選定五月初五為擇吉出兵之日,於是全軍提早壹天隆重過節,祭拜祖宗,大犒將士;第二天奮勇出征,大獲全勝。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過端陽節。揭立業先生是廉江長山鎮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孫。1985年從戎,在汕頭機場空後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頭市工作,已育有壹子。查明清以來,揭氏仕潮者***有三人,為明嘉靖通判並署海陽令揭鴻、澄海教諭揭楠(均為福建歸化人),清乾隆大埔訓導揭子治(廣東廉江人),但都未見有落籍或後代的居潮記載。為此,似可以說揭立業先生是揭震之後壹千壹百余年來,第壹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這不能不說是由《揭氏族譜》帶來的又壹個令人欣慰的信息。

綜上所述,隨著《揭氏族譜》的入潮,潮學界獲得的可喜信息應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別令人振奮的就是正史記載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陽事,不但得到了無可置疑的證實,而且使我們得以從歷史的深度,透徹地了解到當年史定順應歷史潮流,“挈地歸漢,收平兩粵”,為西漢的統壹大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今天,我們也正在致力於國家的統壹大業,當更凸顯史定(揭猛)回歸大漢的積極的歷史意義和借鑒、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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