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樂經》可能必然有關於音樂官署（司樂機構）的情況，論述掌管音樂的官員的職責。在《周禮·春官》有壹大段文字，講大司樂的職責：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鹹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壹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祗，再變而致裸物及山林之祗，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祗，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祗，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祗，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其次，還應該有用樂制度，規定各種音樂的使用等級（天子、諸侯、三公、大夫的級別不同則使用不同的音樂）、使用方法（針對不同的事情采用不同的音樂）等，如《大司樂》所說：
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徴，姑洗為羽，雷鼓雷[上兆下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便[上兆下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鹹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祗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吹[上兆下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率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大劄、大兇、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馳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兇聲、慢聲。大喪，蒞[上廣下欽]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左巾右犮]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幹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起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詔）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再次，《樂經》中應該包括對前代音樂經典作品的記載。如所謂“六代之樂”。其中包括黃帝創制的《雲門》（又稱《雲門大卷》），帝堯時代的音樂《鹹池》（又稱《大鹹》），虞舜時代的音樂《大磬》（又稱《大韶》、《簫韶》），大禹時代的音樂《大夏》，商湯時代的音樂《大濩》，周武王時代的音樂《大武》。“《詩經》中還保存了古代著名樂舞《大武》和《大濩》的歌詞。《大武》是歌頌周武王伐紂滅商故事的樂舞。舞蹈分為六成（段），各段表現了不同的情節。……六段的情節不同，而已考定的五篇歌詞的內容和格式也不同，這就可以推斷這六段的曲式和舞蹈也不相同。它們所組成的《大武》是壹首相當復雜的大曲。……《大濩》是歌頌商湯的樂舞。學者曾指出：《商頌·那》篇即《大濩》的歌詞。《商頌》是春秋時代宋國公室祭祖的樂歌，其中可能有商族世代相傳的祭祖樂歌的壹些片斷。……《烈祖》也應當是《大濩》的歌詞。”（陰法魯等先生主編《中國文化史》）《詩經》中的六篇有目無詞的“笙詩”似乎也應該是純粹的音樂作品。
其四，還應該包括音樂理論及其與治國的關系，也許《禮記》中的《樂記》當初是屬於《樂經》的內容之壹部分，見上章所附《禮記》節選。
《樂經》，書名，《六經》之壹。關於《樂經》的流傳，有多種說法。壹是認為，《樂經》已亡於秦火；壹是認為，《周禮·天官》之《大司樂章》為《樂經》；壹是認為，本來就沒有《樂經》這部經。第壹種說法，即《樂經》已亡於秦火，較為可信，采納的人也最多。
七十年前的1936年12月，西安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而在事變發生時，在陜西省旬邑縣發現的《樂經》與世人擦肩而過，又壹次陷入了湮沒。這是筆者在研究《西京民報》時新近發現的。
《四書五經》相傳原為六經，即《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和《樂經》六部，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壹炬，《樂經》便從此失傳。
《西京民報》由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將軍在西安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時於1936年6月出資創辦。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報》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縣發現了《樂經》的經過，標題為：《樂經》旬邑古廟發現竹簡飛雲洞中只余今文。副標題是：書存邵主席手行將付梓。內容為：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成為六經，為中國文化之淵泉。自經秦火後，六經遺失，及漢除挾書律，齊魯諸生，得默寫原經，但謹成詩、書、禮、易及春秋五經。而《樂經》壹書，無復能記憶而寫出者，是以三千年來我國的六經缺壹，成為莫大的遺憾。傾本省在旬邑縣發現《樂經》，實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壹至寶，茲將發現經過略述於後：明末清初時，本省旬邑縣直道村內，有布衣隱士文平人又名應熊字夢葉，號抱懷子其人者，年十六歲時，壹日雨後，往村外壹古廟散步，廟歷史不可考，有竹簡狼藉地上，韋編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識讀，文君遂檢藏家中。逾二十年後，文君已學有根底，參閱諸書，始將竹簡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為《樂經》全文，遂寫釋為今文，酌加註解，並另著《周易》蠡測解，無字易義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經載入旬邑縣誌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後，經二百余年兵燹，竹簡已失。遺著散佚各處，現存之今文《樂經》系平人先生族中後人文爾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沒，於十年前送交蕭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蕭之葆君，字筱梅，為遜清名翰林，現年六十九歲，曾修旬邑縣誌。誌成由縣長呈省府撥款付印，蕭趁機願將十余年來保存之《樂經》贈借付印，以廣流傳。邵主席得訊後喜不自勝，當即派省府秘書鄭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縣長）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縣接洽壹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記者昨赴省府晤鄭秘書詳詢接洽情形，據雲：蕭君住飛雲洞中，洞在旬邑縣東二十余裏之山谷內石崖上，石崖高約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四層全為人工鑿成，洞之歷史業有千余年，據史載唐末彬寧節度使王行瑜稱兵犯闕，盤踞此洞，後為李克用所敗逃竄宜君壹帶，又元末禦史蕭元義在此洞隱居十三年。後有西臺禦史桑葛失裏及三原縣尹朱純真統兵據此，後為明許達兵所戰敗，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為義崖洞。洞之形勢奇古已極，自崖下內進壹小洞，小洞上鑿壹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壹大洞，洞向外開有窗，此洞為蕭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為大洞，為藏書室，再升六丈為最上洞，是廚房，蕭君全家均住洞內，每日飲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車運至上洞，蕭君每日出入，亦須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將下洞壹塞，上洞用石壹堵，雖千萬人馬，亦難闖入。故《樂經》全書被蕭君藏在此處頗為牢固，去歲地方不靖，原書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蕭君家庭***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壹女。長子學業普通，次子文學頗佳，蕭君修旬邑縣誌時，因年邁眼花，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為操觚。蕭君在石崖下，僅有地二十畝，每年收糧不過數石，維持壹家生活頗為不足，時感斷炊之慮。蕭君即為名翰林，又保存古書，社會人士對蕭君應愛護而救濟之。蕭君所藏之《樂經》內容既系蚪文譯釋而來，故內容均人未所見，全書***三冊，每冊約百頁，為清初時最上紙料，書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為帝曰（即指黃帝）下為師曰（樂師名呂），再下為孔子、顏子解釋等等。
從當年這篇新聞報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縣發現的《樂經》為明末清初當地壹位隱士根據壹座古廟裏的竹簡整理譯釋而來，傳至前清翰林蕭葆君，再通過他修旬邑縣誌的途徑使此消息為當時的省主席邵力子獲悉，邵力子當即派秘書鄭自毅將《樂經》***三冊從旬邑縣蕭葆君手中接收。這篇報道是《西京民報》分別於1936年12月12日、13日兩天由《西京民報》獨家刊出的，從報道看《樂經》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報紙的大標題沒變，而副標題卻改成了：書存省政府行將付梓。但不管怎麽說，省政府馬上要將《樂經》印刷出版了，記者稱發現《樂經》是“文化界得壹至寶”。可就在這個當口，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爆發了，《樂經》印刷出版的事從此便沒了下文。
西安事變發生後，邵力子與南京政府來西安的大員壹塊兒被張楊兩位將軍關押，邵力子於事變五天後辭去省主席職務，西安事變解決後，邵力子也離開了陜西。西安事變的發生無疑使《樂經》的印刷出版遭受了滅頂之災，也使得“文化界又得壹至寶”的消息成了泡影，《樂經》至此又壹次與世人擦肩而過，《樂經》原版也從此神秘失蹤，成了文化界再也無法彌補的遺憾。
那部行將付梓的《樂經》原版到底去了哪裏，筆者作了這樣的猜測，根據《西京民報》12月12日的報道，“《樂經》存邵主席手行將付梓”壹句分析，西安事變發生時《樂經》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變邵力子被關押，後辭職而離開陜西，《樂經》原版極有可能被邵力子帶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報》又改口說“書存省政府行將付梓”，使得《樂經》原版到底在誰手裏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如果按照第二天報紙的副標題分析，說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將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書鄭自毅肯定知道《樂經》印刷出版的事是怎麽安排的，《樂經》原版在誰手裏他自然最清楚。鄭自毅據《西京民報》12月19日：“省府秘書長杜斌丞氏到事以後，積極召集原任各原屬，督促推進凡各事務，連日已均大體入範，每日照常辦公，所有各科長及秘書與會計方面各職員，壹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動”的報道分析，《樂經》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沒受影響，報紙原稱：“邵主席得訊後喜不自勝”、“行將付梓”。西安事變發生後，省主席易人，《樂經》印刷出版的結果也就成了至今難以破解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