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中武士壹詞其本意是侍者，貼身隨從。武士要遵守不畏艱難，忠於職守，精幹勇猛。然而這壹準則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誠、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領主能對武士所作出的貢獻給予獎賞的主從制度上。
源流
武士的產生是在平安時代，九世紀中期開始，壹些地方領主開始建立保衛自己的私人武裝，並利用其擴張勢力。這種武裝逐漸成熟為壹種制度化的專業軍事組織，其基礎是宗族和主從關系。到了十世紀，朝廷無力鎮壓地方勢力的叛亂，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進壹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認，成為日本的特權統治階級。
有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的朝代衰落原因中壹個很重要的就是文臣和武將之間的長期沖突，雙方互相排斥貶低，造成了嚴重的內耗。而日本則似乎不存在這種情況，作為職業軍人的武士也是和平時期的行政管理者。武士因此被要求學習文化，懂得欣賞藝術，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要附庸風雅。
直到明治維新，武士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而他們從體制、職能上看，更類似西方的封建領主和騎士，與壹般的亞洲國家存在差異。這種情況在明治維新後改變，1871年是最重要的壹年，6月，平民被準許騎馬，9月，武士被允許“散發”、“廢刀”，10月，準許武士和平民通婚。當時據統計(1972年)，日本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屬合計1941286人，他們每年領取的俸祿消耗了日本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壹。明治政府采取了漸進的手段，以發行債券或贖買等方式逐漸取消俸祿，消滅了武士階級。壹部分高級武士在這壹過程中獲得爵位，成為僅次於皇族的華族，但隨著二戰的戰敗，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華族階層也成為了歷史。
今天，有些日本人還記著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並不具備任何實質意義。在筆者住所附近，壹戶住宅的門口立著“幕末劍士某某習武之地”的石碑，那只是壹個歷史的遺跡。然而，武士的思想遺產，比如武士道，仍舊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活
武士制度的完備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個日本社會的統治階級由以將軍、大名為代表的高級武士到最低級的足輕(步卒)低級武士組成，而從豐臣秀吉的時代起，就實行了兵農分離制度。武士完全脫離了生產。不過，武士之間的生活水準是相差極大的，即便同為藩主大名，在長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
占武士大多數的是中下級小人物，他們如果不能依靠壹位有錢有勢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窮困中勉強維持。在江戶時代的壹個笑話說：“小武士的家裏除了被子和鍋，還有壹塊大石頭，因為當他感到冷的時候，可以舉石頭取暖。”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開革，或是主公的財政困難必須削減人手，低級武士們就只能成為浪人，有的便去為黑社會之類的勢力作打手，成為“用心棒”。雖然現代日語中的“浪人”指的是未考上合適高校的學生，但在那個時代，浪人是日本社會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為了避免國內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認或慫恿浪人的對外武裝侵略。浪人對於對外戰爭則充滿野心，鄭成功為反清復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雖然拒絕，但下面浪人紛紛請戰。在反映清末民初的影視作品中，日本浪人在中國各地流竄，正是明治維新改革等級制度的結果。
在《黃昏的清兵衛》中，下級武士清兵衛在吃飯時還要用飯團把湯碗擦壹遍，顯示出了生活的貧困。《最後的武士》導演愛德華·茲維克稱他最愛讀“維新三傑”之壹西鄉隆盛的傳記，西鄉出身倒數第二級的下層武士，年輕時為了貼補家用就要去做抄寫的零工。他的故鄉薩摩是日本著名強藩，70萬人口中武士家族占了20多萬，財政壹直緊張。這些底層武士的生活在日本國門被打開之後，窮困潦倒的情況加劇，終於成為維新的主力軍。在維新之後，壹部分上層武士轉化為資產階級或政府官僚，而下層武士日趨沒落，還制造了壹系列暴亂，連西鄉也卷入其中。因此，日本在近代化進程初見成效後，立即展開了對外擴張。
值得壹提的是，生活中的下級武士很多人沒錢討老婆，而他們的軍事體制和男權傳統文化又使得解決眾多武士的性問題成為社會性癥結。於是，宣揚儒學的幕府卻繞開了壹些儒家提倡的家庭倫理，特別是女性的貞操觀念。直到山本五十六那壹代乃至今天，武士(男人)在色情場所和藝妓(妓女)的鬼混也受到了默認，甚至是妻子的容忍。
思想
日本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在經過數十年的反日本侵略鬥爭之後，這個詞對於中國人來說稱得上“臭名昭著”，但對它進行必要的分析解剖還是必要的。
《最後的武士》將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壹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規範，但這只是表象，否則就無法解釋在更多的時候，武士體現出的卻是兇殘、愚昧直到癲狂。這個原因要在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中尋找，而武士道其實是壹個成分復雜的大雜燴。
武士道的初期發軔，主要理論背景是長期受中國知識分子批判的朱子(朱熹)理學。自鐮倉幕府後期開始，武士必須遵守“忠誠、廉恥、信義、儉樸”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壹些著名的儒學家將武士道理論系統化、規範化，終於成為整個武士社會的操守典範。電影壹再翻拍的“忠臣藏”事件正是發生在此時期，是武士“全忠死節”的道德理想的“完美體現”。壹般認為，日本雖然引進了中國的儒學思想，但就象他們吸收任何外國文明壹樣，都具有鮮明的自主選擇性。周作人也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壹些糟粕文化，如宦官、纏足等等，日本都沒有照單全收。對於儒學，日本更強調的核心是“忠”，而中國則為“仁”。所以，日本武士為了“忠”，可以做出違反人道的舉動。
作為武士道行為楷模的，則是中國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陸秀夫等人。江戶時代，這些人物被稱為“本朝武士之鑒”，他們為“大義”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熱推崇。在沖繩以及太平洋戰場的諸多島嶼爭奪戰中，日軍甚至平民在饑渴不堪的情況下，仍發起壹次次自殺沖鋒，戰敗則切腹跳崖跳海，正是陸秀夫、張世傑等在崖山被元軍擊敗後的翻版。在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為侵略而營造對中國的歧視貶低，所以歌頌“殺身成仁”的英雄漸漸以本國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戰結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書內容。
武士道思想的另壹重要核心是禪學。武士生活於戰亂之中，隨時要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環境又惡劣，災害頻仍，這都使得武士具有強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機感，因此需要禪宗的頓悟生死來調和。同時，禪宗的神秘主義傾向和審美情趣也給武士及日本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不過，禪學在武士手中，空洞虛無的人生觀被放大，成為漠視他人生命和自己作出違背人性之舉的借口。
最終使武士道徹底變為軍國主義工具的是與儒學、佛學並稱為幕藩體制三大支柱的神道教，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日本的民粹主義思想泛濫，將天皇神化，定鼓吹日本民族優越論的神道教為國教，以此形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和工業化軍事化帝國的轉型，還吸收了德國的國家主義哲學，終於完成了武士道的法西斯化。
戰鬥
作為專業的軍事集團。作戰是武士的第壹使命。日本武士的最大戰鬥特點是穿戴樣式獨特的甲胄，並有自成壹家的格鬥技藝。由於作戰勇敢頑強，是極為不好對付的職業軍人。幕府末期，在鴉片戰爭中輕松擊敗清朝的英國海軍，與薩摩藩發生“薩英戰爭”，雖然令武備落後的日本武士損失慘重，但也不的不承認對方“善戰”。更早時候，元軍遠征日本，登陸和日軍作戰，以密集火器令當時尚推崇單騎決鬥的武士大吃苦頭，但仍然不能突破日軍的拼死阻截，在無法取得鞏固的橋頭堡情況下只好上船休整，結果遇到臺風。
在冷兵器時代，日本武士壹方面擁有精良的刀劍，另壹方面則重視戰鬥訓練，經驗豐富，因此是不可忽視的勁敵。在明朝的援朝和抗倭戰爭中，日本武士的單兵和小集團作戰能力，都明顯高於普通的明軍。特別是武士鋒利的長刀加上詭異的刀法，往往能戰勝人數居多的明軍。只有戚繼光發明“鴛鴦陣”，集合長短兵器和火器的綜合威力，加以訓練有素的精兵，才能克制倭寇。已故大導演胡金銓有《忠烈圖》壹片描寫抗倭戰爭，其中連場打鬥，值得壹看。
今天日本雖已不存在武士階層，但質量上乘的武士刀仍受到世界收藏家的歡迎，與大馬士革刀、馬來刀並稱為“世界三大名刃”。早在宋代，文豪歐陽修就有《日本刀歌》，稱“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事實上，日本刀制作技術本來源於中國兩漢的鋼鐵花紋刀劍，但經過不斷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論外觀還是實用都“在遠東首屈壹指”的地位。而中國的刀劍制造技術卻不斷衰退湮沒，連對日本刀風格大有影響的唐刀原物都已蕩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
在日本的古裝時代劇中，武士的刀劍搏鬥更是家常便飯，也形成了壹個名為“殺陣”的專業打鬥涉及群體。由於日本在學校教育中重視劍道、柔道、空手道等格鬥技藝，因此許多日本演員的身手都頗具基礎，演起電影中實戰性的打鬥也象模象樣。那些“殺陣”設計者也確實是日本刀法各流派的專家，象《黃昏的清兵衛》中，負責指導真田廣之的就是小太刀高手。小太刀(肋差)指的是日本武士普遍隨身佩帶的長刀之外的短刀，也是剖腹的工具。劍聖宮本武藏以創出雙手分使長刀和小太刀的二刀流聞名，但日本刀法還是以雙手持刀的居多。據有的專家考證，雙手刀法在漢唐時代傳入日本，此後於中國日漸絕跡，但日本武士卻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了自己的雙手刀法，形成了劍道體系，其主要特點是擯棄了中國求套路美觀的弊端，強調實戰的“技法樸實嚴整、勁力充實流暢”。當然，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日本電影中的刀劍搏殺也遠遠不及中國電影中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