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彤塔是壹幢佛教古塔，坐落在河北省南宮市（縣級市）西約1.5公裏處。其地理坐標為東經115°21'19′′，北緯37°22'07′′，地面海拔高度28米。現存普彤塔為八角形樓閣式九級紅磚塔，通高33米，呈明代建築風格。198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方誌資料顯示，普彤塔建於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若果真如此，則該塔建造年代比公認的“神州第壹剎”洛陽白馬寺（始建於永平十壹年）及其齊雲塔（始建於永平十二年）還要稍早，可謂神州最早之佛塔。
此說是否屬實，涉及佛教初傳漢地的諸多問題，有必要加以探究。 普彤塔的建造年代在歷代《南宮縣誌》中均有記載。
經查，自明朝至民國，***編纂南宮誌書10部，其中7部傳世，可供今人查閱[①]，而其中[明]嘉靖版、[清]康熙版和民國版的《南宮縣誌》可作為代表。
[明]嘉靖版《南宮縣誌·卷之壹·地理誌第壹·古跡》關於普彤塔的記載如下：
普彤塔，在廢縣。漢明帝永平十年建，貞觀四年重修。有唐時斷碑：大耳禪師重建。
[清]康熙版《南宮縣誌》對嘉靖版《南宮縣誌》的記載有所補充：
普彤塔，在舊城。漢明帝永平十年建，貞觀四年重修。有唐時斷碑：大耳禪師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府誌壹作“彤塔書院”。
民國版《南宮縣誌》又有所補充：
普彤塔，在舊城，漢明帝永平十年建，貞觀四年重修。有唐時斷碑：大耳禪師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壹統誌》作“普同寺”。《正定府誌》作“彤塔書院”。
從上述方誌資料可以獲得如下信息：
（壹）歷代《南宮縣誌》均明確記載普彤塔建於漢明帝永平十年，而且文中沒有“傳”、“聞”的字樣。這表明，普彤塔建於永平十年的傳說非常久遠，至少明清兩代南宮當地方誌著者對此說不存疑議。
（二）各版縣誌中對普彤塔的地理位置描述十分準確，增強了關於普彤塔建造年代記述的可信度。所謂“廢縣”或“舊城”，就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以前的南宮縣城，因被洪水淹浸而廢棄，在新縣城以西3華裏處（見嘉靖版《南宮縣誌·卷之二·建置誌第二·城池》。距離現南宮市中心1.5公裏。
（三）因地震和洪水之患，普彤塔在歷史上屢遭損毀，但又多次被修繕和重建，反映了當時人對該塔的珍視。縣誌中特別提到，唐代大耳禪師曾主持普彤塔的重建，這壹點值得特別註意。
據[宋]道彥《景德傳燈錄·忠國師章》記載，大耳三藏法師是“西天”高僧，唐代宗時抵達帝都。唐代宗因聞知大耳三藏法師“得心慧眼”（能夠以心靈感知他人所思，亦即有“他心通”），遂敕令他與中國高僧忠國師當面驗證：
三藏方見師，便禮拜，而立於右邊。師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曰：和尚是壹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曰：和尚是壹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曰亦同前，三藏良久而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三藏無以對。
而嘉靖版《南宮縣誌·卷之四·雜物誌第八·仙釋》則記載:
大耳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唐貞元年間居普彤寺，建浮圖，高十余丈。
唐代宗在位年代是公元763－779年；“貞元”是唐德宗年號，相當於公元785－805年。看來大耳法師是唐代宗時抵達首都，唐德宗時到達南宮的。壹位印度旅華高僧，專程到南宮普彤寺住持壹段時間，並且傾力修繕已經損毀的普彤塔，這壹事件印證了普彤塔在海外僧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佐證了普彤塔的特殊身世。
有必要說明，上述幾部縣誌中所記“貞觀四年”疑為“貞元四年”之訛，因為大耳三藏法師應當是在貞元年間重修普彤塔的，除非有證據表明，在貞觀年間另有人重修普彤塔。 如果說縣誌資料有所欠缺，那麽已發現的文物資料則可以提供補充和佐證。
1、1995－2006年，在南宮境內3處地點陸續發現北朝至唐朝時期漢白玉和青石佛教造像殘件數百件，應為唐朝末年“武宗滅佛”事件的遺跡。特別是在普彤塔側畔群英湖湖底發現的北齊時期漢白玉佛教造像殘件近百件，堪稱中國佛教考古稀有發現。這些佛教造像數量眾多，年代久遠，且許多造像基座上都鐫刻著供養者的姓名，可彌補方誌之不足，佐證南宮普彤塔年代之久遠，名聲之顯赫[②]。
2、據南宮文物管理部門介紹，1990－1992年河北省文物局撥款，由河北省古建築研究所主持，對普彤塔進行維修時，曾經發現壹塊帶銘文石板殘片，系民國二十二年（1933）修繕普彤塔的記事板，上有銘文說明普彤塔的建造年代：
……漢明帝永平十年始建，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竣工 ……
此銘文說明普彤塔的肇建時間是永平十年，而竣工時間是永平十五年初，歷時近5年，這應當符合當時南宮縣的物力狀況和建塔主持者的精力狀況。此外，永平十年是眾所周知的佛教始傳中國內地標誌性年代，如果普彤塔肇建於永平十年，則建塔的發起者只能是傳說中第壹批來中國內地傳法的印度高僧攝摩騰（Kashyapa-matanga，又譯稱“迦葉摩騰”，意譯為飲光象）以及竺法蘭(Dharma-ratna，即天竺的“法寶”, 概順漢人三字姓名習慣，故均以三字稱呼之)等人，因為當時中國內地別無佛僧。
3、邢臺市文物局現收藏1966年大地震時從普彤塔塔頂震落的3尊明代銅佛像，其中最大的壹尊（高41厘米，重6.25公斤）佛像背部有銘文，說明普彤塔肇建者的確是攝摩騰等人：
……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攝摩騰建……竺法蘭……大耳三藏公……至元和四年正月初五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重修……
此段銘文中的“永平十五年”應當是普彤塔的建成年代。
也許正是因為普彤塔的初建者是外國僧人，所以後來才有多名外國僧人對其進行修繕。除前文提到的“大耳三藏”外，此段銘文中的“海和尚”疑為“海東和尚”，即壹位唐朝時期來華訪學的新羅高僧（見[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先後有兩位海外高僧對中國的壹座佛塔進行修葺，這種情形在佛教史上並不多見。它是否暗示普彤塔的身世非同壹般呢？ 方誌和文物所提供的線索，使普彤塔的修建與“永平求法”聯系起來，因此有必要回顧壹下佛教史上這個著名事件。
所謂“永平求法”，就是漢明帝（東漢第二位皇帝劉莊）於永平年間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迎請佛法之事，是世所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之始。惟因“正史”《後漢書》中對此只記有寥寥數語，而記載該事件的其他多種著作又說法不壹，以致後人無從了解事件的詳情，而僅能推測其梗概：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某夜，漢明帝夢有金身大神飛翔於殿前，因此詢問朝臣；有人回答說：西方有身高壹丈六尺的金色大神，稱作佛；於是漢明帝派遣使者赴印度迎請佛法；漢使者在大月氏國（貴霜王國，Kushan）遇到印度高僧迦攝摩騰等，遂帶領高僧返還東土，以白馬馱載佛經和佛像，終於永平十年十二月底抵達東漢首都洛陽[③]；漢明帝接見攝摩騰等人，並下令將高僧安置在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鴻臚寺下屬的館舍，並且在第二年（公元68年）敕令在洛陽城雍門外興建僧院，即“白馬寺”，又於永平十二年（公元69）敕建“釋迦舍利塔”（後稱“齊雲塔”）；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等在白馬寺完成了第壹部漢文佛經－－《四十二章經》的撰譯工作，佛教從此傳播於華夏九州。
根據這個史實輪廓判斷，若南宮普彤塔肇建於永平十年，其日期只能在攝摩騰等人進入東漢首都之前，因為他們抵達洛陽的日期已經是永平十年年底。
如果攝摩騰等在抵達雒陽之前開始建造普彤塔，就意味著他們從西域到洛陽的旅行路線經過南宮。這是否可能呢？
首先應當承認，從西域到洛陽的最便捷路線不經過南宮。這條路線西起蔥嶺的烏孜別裏山口，東到東漢首都洛陽，分為三段。第壹段是西域都護府轄區，其路線是烏孜別裏山口－－疏勒－－龜茲－－焉耆－－戊己校尉城－－宜禾校尉城－－玉門關；第二段是涼洲刺史轄區，其路線串聯“河西五郡”（敦煌郡、酒泉郡、張掖郡、武威郡、金城郡）以及隴西郡和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置）的治所；第三段是司隸校尉轄區（即當時中央直轄區），其路線是天水－－長安－－弘農－－黽池－－函谷關－－洛陽。
在這條“便捷路線”中，從烏孜別裏山口到玉門關，是處於漢朝政權控制下的壹連串沙漠綠洲，自然是漢朝使者旅行的最佳路線；而從玉門關到武威郡治所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是狹長河西走廊中別無選擇的路徑；但是自武威以東，道路有多條，可供旅行者選擇。而恰恰在漢明帝即位當年，武威以東的路段上出現了嚴重情況。《後漢書·卷二·明帝紀第二》記載如下：
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罪減壹等，亦復免是年更賦，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鴻軍大敗戰歿。冬十壹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討燒當羌。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就在漢明帝即位當年（中元二年，公元57年），遊居於金城郡和隴西郡的“燒當羌”（羌族壹支）暴動，先在隴西郡的允街（音“沿佳”）城打敗駐隴西漢軍，又在金城郡的允吾（音“沿牙”）城附近打敗朝廷派來的征討軍隊，斬殺漢軍統帥張鴻及其所統官兵。緊急關頭，漢明帝派遣竇固作監軍，委派馬武為主帥，率領重兵，才將暴動鎮壓。但是羌人活動並未從此被遏止。永平初年，金城郡和隴西郡境內大道被旅行者視為險途。因此攝摩騰和漢使者難免要避開這段道路，向東北方向迂回。
向東北方向迂回可能是“小迂回”，也可能是“大迂回”。前者是指經過安定郡（在武威郡東方、金城郡的東北方，亦屬於涼州刺史轄區），沿涇水進入司隸校尉轄區，抵達長安後再續走“便捷路線”的第三段；後者是指經過涼州刺史轄區的安定郡、北地郡進入並州刺史轄區（包括今山西大部以及陜西、內蒙古各壹部），然後進入冀州刺史轄區（大致相當於今河北的中南部），最後轉入洛陽。由於兩漢之際長安城及其周圍地區（右扶風、京兆尹、左馮翊）屢遭兵燹，以致建武年間曾出現“三輔大饑，人自相食，城郭皆空”的情況，估計攝摩騰等人可能進行“大迂回”。此外，漢使者和攝摩騰選擇“大迂回”路線的原因還有兩個。
第壹，明帝求法的動因。世人皆知漢明帝“感夢”而求法，卻鮮有人分析他為何“感夢”。《後漢書》中記載了明帝兩次“感夢”，壹次發生於是永平十七年，《後漢書·卷第十上·後紀第十上·陰皇後紀》記載為：
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明帝夜夢先帝太後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率百官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禦床，視太後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另壹次“感夢”發生在“永平求法”事件之前，其夢境已為人所熟知。《後漢書·卷壹百十八·西域傳第七十八》記載為：
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身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
後壹段記載沒有標明“感夢”的年月，但是聯想到陰太後崩於永平七年正月癸卯，葬於二月庚申（見《後漢書·卷二·明帝紀第二》），可以推斷此次“感夢”發生時間應當與陰太後逝世或安葬的日期相去不遠。
漢明帝與其母親的深厚情感史書中多有記載，他的兩次“感夢”都與其母親陰太後（陰麗華）有關，這本不足為奇。但是，它能夠說明，漢明帝遣使求法之初衷，並非尋求海外治國之道，而是要拜求有大功德的異域神祇庇佑母後亡靈，以盡自己孝心。而冀州與陰太後以及漢明帝的經歷密切相關，例如陰太後（當時為陰貴人）就是在冀州的元氏縣生下漢明帝的。既然漢使者明了漢明帝的心跡，在被迫迂回奔赴洛陽的情況下，取道冀州以取悅於漢明帝，並非不可思議之舉。
第二，冀州與劉秀、劉莊父子的特殊關系。眾所周知，冀州是東漢光武帝劉秀起家之地。當年劉秀開始經略河北，曾經受到豪強王朗（當時占據邯鄲）的追迫。劉秀經過南宮時，躲到壹所民舍中避風雨，當時惶然不知投奔何處，奇跡般見到壹位白衣老者，指點他投奔約80華裏外的信都郡治所（當時南宮縣屬於信都郡），於是取得了第壹座歸自己控制的城池。正是在信都立腳之後，劉秀才得以率軍轉戰河北，取真定，陷元氏，克房子，占邯鄲，在篙縣（後改名為高邑）稱帝（見《後漢書·卷壹上·光武帝紀上》）。為紀念在南宮的奇遇，後來東漢朝廷在南宮縣建立“大風亭”（見嘉靖版《南宮縣誌·卷之壹·地理誌第壹·古跡》），標明此處是東漢王朝的“福地”。而在劉秀、劉莊父子統治期間，冀州始終是東漢朝廷統治最穩固的地區。因此漢使者攜攝摩騰等取道冀州，不僅可以確保旅途安全，而且可以沿途瞻仰元氏、高邑、南宮等地“聖跡”。
從並州刺史轄區進入冀州刺史轄區，必須穿越太行山脈，其數條道路皆為河谷通道，諸如浣水河谷、滹沱河河谷、綿曼水河谷、漳水河谷，而其中滹沱河河谷大概是攝摩騰壹行所經之路。做此推測的理由有兩個：第壹，該河谷中央水流終年不斷，河畔道路較為寬敞，兩側山峰植被之繁茂為太行山脈中段所鮮見，地理條件最佳。第二，滹沱河蜿蜒穿流太行山的地段，即東經113°30'－114°30'，北緯38°00'－39°10'，後來在這裏興建了幾座名寺，如太行山西側的五臺山佛教寺院群，太行山東側的臨濟宗的祖庭臨濟院（寺）；從臨濟院（寺）向東南約75公裏，有趙州柏林寺；再向南約80公裏，就是南宮的的普彤寺。這些寺院雖然規模不壹，卻都有起源於東漢的傳說。傳說固然不等於歷史，但是其中可能包含著歷史信息。
由此判斷，攝摩騰等人的第三段行程可能是從並州刺史轄區，沿滹沱河進入冀州刺史轄區，經由真定（屬於常山國）、元氏（屬於常山國）、高邑（屬於常山國）、南宮（當時已屬於安平國）、邯鄲（屬於趙國）等地，再由魏郡進入司隸校尉轄區，最終抵達洛陽。 對於以上結論，還有幾點說明。
第壹，永平十年是普彤塔的肇建年代，據現有已知的歷史資料證明，普彤塔是中國內地肇建年代最早的佛塔。因此，完全有理由稱普彤塔是“中國第壹佛塔”。
第二，普彤塔雖然也泛稱為“塔”，但估計它不是“浮屠”，而是“支提”。依照印度佛教慣例，安置舍利的塔稱作“浮屠”（Stūpa），而不安置舍利的塔稱作“支提”（Caitya）。根據南宮文管部門資料記載，在1990－1992年修復普彤塔時，發現該塔1－6層塔為空筒結構，底部有壹水井，7－9層是實心結構，整塔之中未發現安放舍利寶匣的空間。由此推斷該塔並未安置舍利，應當是弘揚佛法的標誌，以表明佛法從此在中國內地紮根。
第三，有學者註意到，攝摩騰和竺法蘭不是同時到達洛陽的，即攝摩騰於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抵洛陽，而竺法蘭稍後才至。這不禁令人猜想，究竟什麽事情耽擱了竺法蘭的行程？會不會是普彤塔的籌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