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政治遺囑》是普列漢諾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筆錄，又曲折而戲劇性地經過尼·尼熱戈羅多夫的秘密收藏，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30日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2000年第2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中***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出版)翻譯出版了這篇《遺囑》，同時翻譯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熱戈羅多夫收藏《遺囑》經過的文章、俄羅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漢諾夫博物館館長亞·別列然斯基對《遺囑》作的鑒定、由普列漢諾夫的侄子謝·格·普列漢諾夫記錄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漢諾夫的密友、俄國勞動解放社成員，後為孟什維克，十月革命後脫離政治活動，從事普列漢諾夫遺著出版等工作)關於普列漢諾夫口授《遺囑》經過的回憶以及《獨立報》主編維·特列季亞科夫為發表《遺囑》寫的按語。本文稿的所有註釋已被刪除，如要查核，可翻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漢諾夫最後的想法：
我，格奧爾吉.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將幾乎整個有意識的壹生獻給了俄國和歐洲的革命運動，不僅目擊和參加了祖國矛盾沖突極為激烈的種種事件，而且依照許多人的看法是造成這些事件的直接禍首，在結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說出我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在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之後，四面八方對我的痛斥紛至沓來。我雖然並不認為有必要分辯，但仍應指出，我的罪過並沒有像切爾諾夫先生及其誌同道合者以為的那麽大。正如不能因為人們濫玩火而責難普羅米修斯壹樣，不應該因為列寧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來加強其錯誤的結論和有害的行動而責怪我。
我認為在開始敘述我最後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談兩點意見。
第壹.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詞我們，因為我寫作時從來都是代表我的同誌們的。在這個文件中壹切都應使用單數第壹人稱來寫，因為只應由我而不是別人來承擔因我的叛逆思想而應對歷史負的責任。
第二.我放棄了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其原因下面將要談到)，因此，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
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真偽的懷疑
菲利莫諾證明道普列漢諾夫博物館歷代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有這樣壹份“遺囑”。普列漢諾夫的遺孀羅·馬·普列漢諾娃的檔案也保存在普列漢諾夫博物館，在她的檔案中對此只字未提。普列漢諾夫的親戚們對“遺囑”也壹無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漢諾夫的遺產繼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兩個女兒都從未談起過這件事。
從菲利莫諾娃提供的情況看這個遺囑的真實性確實值得懷疑。另外，菲利莫諾娃在她的《我們同時代人編造的文獻》壹文中談到普列漢諾夫確實有個“遺囑”，但絕不是《獨立報》上發表的所謂“政治遺囑”。菲利莫諾娃說：在普列漢諾夫博物館(第1093全宗)中保存著壹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標註：“若爾日(若爾日是普列漢夫的名字格奧爾基在法語中的發音)的最後想法”。這些文獻無論在篇幅上還是在涵義上都根本不同於所發表的“政治遺囑”。真正“遺囑”只談到了2000法郎這筆小小的資產(這筆款項的債券存放在日內瓦金庫裏)、他的藏書和個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遺產的版權問題。這個遺囑總***幾行字，是普列漢諾夫於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漢諾夫博物館裏。
菲利莫諾娃還分析道，如果真有這麽個“政治遺囑”，他的妻子絕對應當知道，因為她是普列漢諾夫生前最後幾個月惟壹與他朝夕相處的人，因此也不會長期保存在普列漢諾夫的侄子謝·普列漢諾夫手中。另外，所謂“遺囑”記錄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漢諾夫的老朋友，與普列漢諾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長達23年之久，同她壹起從事出版工作，並且是普列漢諾夫博物館的創建人之壹，很難想像他在這麽長的時間裏對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漢諾夫博物館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檔案，在這些檔案中也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參與過立遺囑壹事。更有說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漢諾夫因患喉結核幾乎不能說話，口授洋洋3萬字的“遺囑”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漢諾夫的妻子也不會允許。
從菲利莫諾娃提出的這些理由看，難道還不能證明這個“政治遺囑”是偽造的嗎？
另外，認為“遺囑”絕不可能是普列漢諾夫所立的俄羅斯學者還從遺囑內容上作了鑒定。
1. 從“遺囑”中可以發現，我們當中很多人想從普列漢諾夫這位俄國第壹個馬克思主義者那裏找到對俄國社會主義命運的預見。但是，普列漢諾夫本人能否口授出這些硬性的評定，值得懷疑。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未來從不作帶有任何具體時間的預測，普列漢諾夫當然也不會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歐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思考20世紀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前景時得出的結論。普列漢諾夫確實能夠通過自己的思考沿著這壹方向前進，但是事實證明，他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和信息來思考俄國和歐洲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年開始的社會演變的新過程。
2. 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漢諾夫不可能沒察覺到，現實生活並沒有證實馬克思19世紀中葉的預斷：在勞動者絕對貧困化、居民無產階級化、災難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和用暴力破壞舊社會制度這種機制下，資本主義可以比較快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普列漢諾夫的預斷是極為慎重的，他拒絕俄國資本主義不會長久這壹思想。普列漢諾夫根本不可能對社會主義運動作出新的解釋。他也沒有思考過向民主變革過渡的新機制、利用混合型經濟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寄希望於反殖民主義運動、與議會制傳統決裂等問題。
3. “遺囑”在題目、結構和用詞上處處可以看出現代人編造的痕跡，有相當多的語句完全不是普列漢諾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慣用的，而是充斥於當今報刊上的術語和說法。比如：“所得稅應是累進的，但不應使經營者感到窒息”，“海關政策應鼓勵俄國生產者並促進國產商品提高質量”，“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中去。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等等。再如：“各種成分”、“人道化”、“國際沖突”等術語，在普列漢諾夫的語匯裏是不存在的。而“俄國需要各種政治力量的團結、各種生產領域的多種成分、個人的主動精神、資本主義的進取精神和競爭、公正的上層建築、民主化和人道化”這段話顯然反映了俄國的現狀。
4. 關於社會的人道化和歷史的人道化、階級對抗和矛盾趨於和解、知識分子是未來社會主義變革的領導者等思想是相當晚的時候才成為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思想的。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開始的，而趨同論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漢諾夫不可能表述出這些思想。還有，當時俄國尚未發生國內戰爭，也未曾實行戰時***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沒有借助***產國際的力量進行輸出革命的嘗試，那時還不曾有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也未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原子彈爆炸，因此普列漢諾夫“遺囑”中關於這些問題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 “遺囑”中“關於列寧及其他壹些領導人”這壹部分使人明顯感到受了列寧幾年後才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和他對幾個布爾什維克親密戰友的眾所周知的批評性評價的影響。從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態度來看，他不可能對列寧作出“是壹個偉大人物”的評價，雖然他確實不止壹次承認過列寧的傑出才能。
6. “遺囑”的某些部分與普列漢諾夫收入兩卷集的《在祖國的壹年》中的文章和《統壹報》以及帕·阿克雪裏羅得、亞·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發表的專門論述普列漢諾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極為相似。因此可以認為，“遺囑”的內容是對普列漢諾夫臨終前壹年某些著作和書的任意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