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學的萌芽時期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檔案工作不斷地發展，積累了許多經驗，但主要是整理與編目的經驗。
在歐洲，古羅馬人把檔案按發文和收文進行分類保管；公元5～11世紀，封建莊園檔案館和教會檔案館把檔案分為“開式”(壹般性文件)和“閉式”(機密或人事任命文件)兩類；11～15世紀，壹些檔案館把檔案按業務部門序列、時間序列、文件種類序列進行分類保管；16～17世紀出現了按君主、臣民、外交三大類別整理檔案的方法，按地區、事由、時間順序整理檔案的方法，以及按中央機關的分支機構劃分為教會統治、政治領導、司法事務、財政管理等類別的整理方法等。
檔案編目在檔案整理的基礎上也發展起來，如古代羅馬人按時間順序編制了發文謄錄簿，那不勒斯王國從1284年起編制了檔案目錄，法國憲典寶庫從1318年起編制了檔案目錄等。
16世紀中期，出現了早期的檔案工作著作，如拉明根著的《綜合報告—怎樣才算壹個完美的登記室》和《登記室及其機構和管理》。
在中國，商代采用穿紮成冊的方法保管甲骨檔案；唐代實行“每三年壹揀除”的檔案鑒定制度；宋代采用“置冊分門編錄”、按年月次序整理檔案的方法；元代將入庫的檔案進行編類、立號、封題；明代整理黃冊采用年代-地區分類標準；清代嘉慶年間，內閣典籍廳編制的《清理東大庫分類目錄》采用按文件名稱和問題進行分類的方法。中國古代學者很重視總結檔案文獻編纂的經驗，提出了“述而不作”(即尊重原文)和“多聞闕疑(即不妄加校改)的編纂原則。
古代社會出現的檔案學思想因素和萌芽，是局部的、片斷的、經驗性的知識，尚未形成科學的知識體系，但為檔案學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歐美檔案學的形成和發展 18世紀末以後，歐洲壹些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推動下，對檔案工作進行了改革，建立國家檔案館，頒布檔案館條例和其他規章制度，提出檔案“公開原則”，將檔案館的檔案向公眾開放，興辦檔案學校，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等等，發展成壹項國家事業。這種檔案工作實踐的變化和發展以及檔案事業的興起，不僅對檔案學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且也為檔案學的創建提供了條件。
19世紀初葉，“檔案學”概念首先在德國出現。1804年奧格寫的《壹種檔案學理論思想》和1834年創辦的《檔案學、古文書學、歷史》雜誌，都使用了檔案學的概念。1885年法國學者朗格盧瓦在巴黎出版的《國際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雜誌第壹期發表了《關於檔案館的科學》壹文，首次提出檔案學是壹門科學的見解。
19世紀，歐洲許多檔案學者對檔案館性質、地位、作用以及檔案的整理、鑒定、編目、利用、公布等作了廣泛的探討，涉及到檔案工作各個環節的基本內容。檔案的整理理論是歐洲檔案學形成時期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檔案學家們先後提出了事由原則、尊重全宗原則和來源原則，並對這些原則的優缺點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了論證。
1898年出版的荷蘭檔案學家繆勒、斐斯和福羅英合著的《檔案整理和編目手冊》，總結了歐洲檔案工作經驗，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研究成果，系統地闡述了檔案整理與編目的理論、原則與方法，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對全宗理論的深刻論述，提出檔案全宗的有機聯系和不可分散的原則。
進入20世紀，檔案學著作隨著檔案工作實踐發展而增多，代表作有英國詹金森著的《檔案管理手冊》、意大利卡薩諾瓦著的《檔案學》、和法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編寫的《檔案學手冊》、美國謝倫伯格著的《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和《檔案的管理》等。
中國檔案學的形成和發展 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封建帝制，壹向秘藏清宮的明清檔案不再為皇家所專有。20年代初，由於大內檔案流散到社會，引起學術界關註，並開展了收集整理明清檔案的活動。30年代，史學界人士沈兼士、徐中舒、吳晗、鄭天挺等，撰寫了不少論文，對明清檔案的史料價值和檔案整理與編目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
國民黨政府機關為提高行政效率發起文書檔案改革運動，壹些行政工作者和檔案工作者，以現行機關檔案室為研究對象，對檔案管理進行了研究，出版了壹批檔案管理著作。
20世紀40年代中國開始興辦檔案專業教育，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設立檔案管理專科，在重慶創辦私立崇實檔案學校，開設檔案管理課程，研究檔案學，並介紹歐洲壹些國家的檔案學思想和管理經驗。
民國時期的檔案學研究，是由史學界、行政界和檔案教育界各自分別進行的，從各自需要的角度研究檔案管理問題，對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有壹定的貢獻。但受當時檔案工作實踐發展水平的限制，檔案學研究還停留在對明清檔案管理和現行機關檔案管理的經驗總結方面，側重具體業務研究，缺乏理論概括。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具有國家規模的檔案事業，為檔案學研究開辟了廣闊道路。中國重視檔案學學科體系的建設，50～60年代中期，創建了文書學、中國檔案事業史、外國檔案事業史、等諸多學科。80年代，建立了檔案學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技術並重的檔案學學科體系，各門學科有了進壹步提高和發展。
國際檔案理事會的學術活動 自1950年國際檔案理事會成立以來，在組織國際檔案學術交流與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組織作用。為了便於在國際間交流業務經驗，出版有《檔案》(年刊)、《國際檔案理事會通報》(半年刊)、《國際檔案雜誌》(半年刊)等多種刊物。1979年開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檔案理事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有計劃地開展檔案業務專題調查研究和專項試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