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初夏，屈西懷撿到“寶貝”的消息沖天而“飛”。這壹“飛”，就從嵩山“飛”到了泰山。
那時，登封縣城的電話都是手搖的，而屈西懷所在的王河大隊，更沒有任何通向外界的現代傳播工具。這壹“飛”，“飛”得蹊蹺，難道真能“飛”到千裏之外的山東？盜購武則天金簡的家夥，難道真是山東的文物販子？
在山東文物販子飆天價、書血盟，把屈西懷的魂兒都嚇丟的時候，嵩山腳下的登封，自上而下，除唐莊公社王河大隊的幾位社員外，50天的時間內，沒有任何人耳聞什麽風聲雨聲！
這似乎不合乎信息的傳播規律。
“山東的文物販子來到登封盜購金簡，這只是壹種說法。也有人說，是鞏縣（鞏義）人聽到金簡的事兒，轉告了山東的文物販子。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為王河大隊毗鄰鞏縣。”登封市史誌辦主任呂宏軍說。
總之，屈西懷被打扮成捐獻文物的先進人物後，有損於“登封形象”的有關武則天金簡的流言蜚語，沒能在這塊土地上誕生。
屈西懷成為炙手可熱的先進人物、登封人民的榜樣，按照那個時代的邏輯，給他安排壹個下井挖煤的工作，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何況登封煤窯多多！
但在登封縣主持召開了壹個萬人表彰大會後，屈西懷又回歸到他往日的生活軌道上，領導們也似乎忘記了給他安排工作的應承，他仍耕田種地，年復壹年，直到今天……
1982年，登封縣以1500元“了結”了與屈西懷的恩怨是非，這與2006年登封市以壹輛價值100萬元的豪華轎車獎勵少林寺方丈釋永信驚人雷同——當釋永信站在轎車前會心壹笑時，坊間知情者與媒體的解讀，竟然大相徑庭。釋永信方丈的“笑傲江湖”，可以說與壹位出家人的“貪財”毫不相幹。但與釋永信不同的是，屈西懷在領到1500元後，成為不折不扣的失落者，媒體很快把他忘得近乎壹幹二凈，他連個下煤窯的機會都沒有爭取到手。
在傳言和輿論面前，屈西懷與釋永信的“辯駁”都顯得蒼白無力，登封縣（市）駕馭輿論導向的能耐，可謂爐火純青——坊間流傳，屈西懷因為“貪財”，非向領導要錢，也就是那1500元的獎金，所以他沒能得到壹份工作。而屈西懷則有口難辯：“我信球（缺心眼）呀？要1500元？（東西就）給拿走了！”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讓領導“食言”，不給屈西懷安排工作，讓屈西懷“含冤”，而他卻有“冤”不辯。
“當時懷疑他剪了金簡，公安部門審問他，他死也不承認。當然，他害怕戴上‘破壞文物’的帽子，那還了得！”登封市史誌辦主任呂宏軍說，“另外，他也沒有提供有關文物販子盜買武則天金簡的任何線索。”
也許，就是在這博弈中，雙方達到了壹種均衡——政府獎勵他1500元，把他視為捐獻文物的先進人物；而他，也就此不敢再向政府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
登封縣轟轟烈烈的造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屈西懷人在江湖不言真相，也是應該尊重的。但無論如何，還原武則天金簡的本來面目，都是我們認知歷史的需要；而掩蓋真相，恰恰讓我們難以走進歷史的天空。
“禹步”是洪水時代的標準尺度？
“以身作則”簡單明了，婦孺皆知。中國度量衡源出“以身作則”。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可以用壹個人來“衡量”的，而“衡量”這個世界的人，自可為綱為紀。
關乎度量衡與這個人的“天人合壹”，最早、最經典的記載是《史記·夏本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 穆穆，為綱為紀。”這段話譯成白話文，約略是：“禹為人聰敏機智，能吃苦耐勞，他遵守道德，仁愛可親，言語可信。他的聲音就是標準的音律，他的身軀就是標準的尺度，量、衡之器也都是以禹之身為標準制定出來的。他勤勉不倦，莊重嚴肅，堪為典範，綱紀四方。”
律、度、量、衡都是以禹為標準制定出來的，這是《史記》經典註釋者的經典解釋。以禹的身高、重量作度量衡還好理解，而禹的聲音被《史記·索隱》為“應鐘律”，就有些費解了——禹的聲音，怎麽就和“樂”掛上鉤了呢？他的講話，怎麽就成了律呂的標準呢？
在這兒，禮樂征伐皆由天子出，也許影響了《史記》註釋者的解釋。《史記·夏本紀》說的這段話，其歷史背景是，“堯崩”舜繼，於是舜命禹：“女（汝）平水土。”此時此刻，禹只是舜的壹位治水“特派員”，若把其“聲為律”解讀為“他的聲音就是標準的音律”，是不是有些誇張呢？
在舜下達給禹治水任務之後、禹開始治水之前，司馬遷寫下的這段話，如若按照邏輯解讀的話，說道的無非是“大禹治水”前的動員與準備——在這兒，司馬遷首先肯定禹是壹位合格的治水領導者；接下來，“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是不是大禹治水的技術準備呢？而“穆穆，為綱為紀”，是不是說以禹的威望與技術準備，他能夠勝任領導四方治水的工作呢？
照著這樣的思路解讀，“聲為律”可能是以禹的聲音（講話）為“標準音韻”，也就是說，治水需要推廣“普通話”——在文字標準化之前，中國似乎還該有個語言標準化的進程。
大禹治水是中國人在災難面前奮力而起的第壹次天下總動員——沒有語言標準化，不可能有順暢的交流；沒有順暢的交流，即便大禹的治水思想再先進，在部族利益的紛爭中也難以又好又快地落到實處……也因此，語言標準化或者說思想的統壹，可能比治水技術層面上的度量衡標準化更為重要，這該是“聲為律”擺在“身為度”之前的壹個原因吧。
當然，治水也迫切需要統壹度量衡，沒有這，禹就難以對治水工作進行統壹管理；不能進行統壹的工作管理，那麽禹的治水，就有可能如他的父親（鯀）壹樣，走向破產。
禹無論走到哪兒，都沒有語言與思想交流的障礙；禹無論走到哪兒，他的身軀，都是衡量治水工作的技術標準——如此，在大禹治水時，天下被整合為壹局大棋。
“身為度”，是說禹的身高就是丈量治水工作的壹把尺子。但作為領導者，禹檢查、驗收工作，當然不能走到哪兒就在哪兒翻跟頭打滾，丈量哪兒的工作量——禹也許壹如現在的領導人，是邁著莊重肅穆的步伐，檢查工作的。
禹這麽壹走，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工作給檢查了，什麽人也別想騙他。
這是為什麽呢？
其實“禹步”就是壹把尺子——“身為度”在此被禹轉換為“禹步”為度，因為人的“壹步”與自己的身高相當。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也許這句話太流行了，以致“跬步”發展到現在，竟然是“壹步”了。在古代中國，“跬步”只是跨壹次腳，是半步而不是“壹步”；左右腳各跨壹次，才是“壹步”。其實，這種解釋還是不那麽精準——在街頭、田間散步，就是“積跬步”，而不是“壹步”！
“步”是什麽？其實就是“禹步”。因為散步時，即便走了“兩步”，還不是妳的身高；但走壹“禹步”，是妳的身高，是“身為度”。
“禹步”是怎麽走的呢？小時候，在老家見過爺爺邁開大步丈量土地，但見他走得有勁，卻很不自然。為什麽，因為“禹步”是“瘸子步”。
古文獻說，大禹治水時積勞成疾，得了偏枯（半身不遂），因此禹走路，兩條腿不能前後交替，只能壹腿前邁，壹腿拖行。這種步式，遂稱“禹步”——大禹偏枯，是先秦流傳很廣的壹個說法。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中國最早的行政區劃，就是這“瘸子步”劃定的。“禹步”的基本步法是“禹步三”、“三步九跡”，禹走三步留下九個腳印，是謂“九州”之來源。
南開大學李劍國教授認為，“禹步”源於大禹治水的神話，但絕非壹個疾病概念。“禹步”神聖，俗巫多效，而巫行跛步，只不過是對“禹步”的壹種模仿。道教對此更是大加附會，認為“禹步”乃萬術之根源，玄機之要旨……
其實，“禹步”與壹般巫舞舞步截然不同，它是壹種特殊的程式化步法，《抱樸子》曰：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並步）。如此，三大步走過，留下九個腳印，長度當是二丈壹尺。
“壹步七尺”，三步“合二丈壹尺，顧視九跡”，這既與“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相吻合，也與道家的“三元九星，三極九宮”相照應。如此，“禹步”是法天地造化之象與日月運行之度，“步罡踏鬥”是踩於北鬥九星之上與置身三極九宮之中。
在這神秘主義的籠罩下，武則天把金簡投向了“禹步”的起點、“配天作鎮”的嵩山——這也許就是她為什麽定在中嶽嵩山向上天告白，“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
金簡是舉世罕見的標準唐尺？
非踏“禹步”，難通上天。
神秘兮兮的“禹步”，讓記者越來越難以解讀下去。再說太過關註“禹步”，似乎也有些偏離主題。記者之所以在此費了些筆墨，當然不全是為了張揚武則天嵩山投金簡的神秘。說到底，還是為了借“禹步”、借“身為度”，把武則天金簡拉回平凡的世界，把其還原為大唐時代的度量衡——唐尺。
與當下市尺等值！
盛唐時代的尺子有這麽大嗎？唐代男性的平均身高有這麽高嗎？
王國維等大家先前對唐尺遺物的研究表明，壹唐尺大約相當於現在的31厘米，這該當何解釋？難道武則天金簡，能夠顛覆王國維先生研究所得的大唐的“尺度”？
從金簡內容看，嵩山投簡可說是武則天的“嵩山私語”。而胡超效法南朝道教領袖陸修靜的“投龍之儀”，將武則天金簡規制為“長壹尺二寸、闊（寬）二寸四分”，也順理成章。至於胡超打造金簡是以武則天“身為度”，還是以“唐尺”為度，這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圖為收藏於河南博物院的武則天金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