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畫非常喜愛和重視的乾隆皇帝，先後命謝遂、楊大章、馮寧三位宮廷畫師接連仿作。謝遂版完成於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楊大章版完成於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其後，在執政末期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八），為了想傳授給嘉慶皇帝相關的治世國策，乾隆命當時的宮廷畫師馮寧仿繪楊大章版《仿宋院本金陵圖》, 最終畫卷歷時兩年於1794年完成（乾隆五十九年十壹月）。
此三版《金陵圖》之前皆被收錄於《石渠寶笈》，屬皇家上等收藏，珍藏在皇室內府，目前都有存世版本。其中謝遂、楊大章版《金陵圖》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館，而馮寧版《金陵圖》在末代皇帝溥儀假借恩賞之名被轉移之後，壹直流落民間，經過壹個世紀的輾轉，現被德基美術館收藏。
馮寧版《金陵圖》自創作以來壹直深藏在清宮內府，歷經乾隆、嘉慶壹直傳至末代皇帝溥儀之手。據記載，溥儀受其老師莊士敦的影響產生了留學的想法，但因滿清遺老遺民的反對,溥儀離開紫禁城的想法成為了泡影。於是溥儀找到了他的弟弟溥傑、溥佳等商議對策,為籌備“經費”,將眼光轉向了宮中的無數珍寶裏。
清·馮寧《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部分印章。清宮內府收藏書畫通過鈐加璽印的方式來對書畫區分等級、標明收入的編次及貯藏地點等信息。在乾隆朝,日常分等中有上等標記的繪畫都有壹個***同特點,鈐有“乾隆鑒賞”“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之印,留有此“五璽”的作品是乾隆內府所重視,在當時被定為上等的作品。而這五璽印皆出現在馮寧版《金陵圖》上,由此可見,此畫卷的價值非同尋常。
溥儀以賞賜之名將珍寶傳給溥傑，爾後，這批珍寶便流落宮外。從1922年9月28日至12月12日止，***轉移手卷1285件，冊頁68件，其中就包括了馮寧版《金陵圖》。
從紫禁城流出後，馮寧版《金陵圖》曾被溥傑寄存在天津租界。1931年溥儀離開天津，北上成立“偽滿洲國”，大量珍寶被壹起轉運到長春“小白樓”中。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偽滿洲國”勢敗，溥儀攜帶了少量珍品出逃，大量文物被“丟棄”在“小白樓”中，被值班“國兵”發現，這批珍貴文物在這場搶奪中或毀壞，或被擄去變賣，成為當時俗稱的“東北貨”。馮寧版《金陵圖》在戰亂中幾經輾轉，被東北銀行家彭賢及其後人珍重收藏並保護起來，在2015年被德基美術館收藏，得以回到它所描繪的城市——南京。
因這段曲折的流傳經歷，著名藏家易蘇昊談到馮寧《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時，說該畫卷“寫南京風俗，是聯結南京、北京及盛京沈陽的歷史證物”。
三、《金陵圖》 壹部宋代南京的“清明上河圖”手卷《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設色紙本,縱35厘米、橫1050厘米。畫卷保存完整,清宮原裝裱樣式,包首上的題簽已佚,畫心有折痕及稍許裂痕,卷首的碧玉別子,壹面浮刻螭龍,壹面上鐫刻:“乾隆禦賞 馮寧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文字。
馮寧版《金陵圖》從右至左大致可分為鄉野景致、秦淮街市和郊野風光三部分，大眾所熟悉的，最能代表南京的特色符號，如水陸並聯的古城門與古城墻（甕城）、商賈往來的商業街、航運發達的秦淮河，甚至水西門的鴨饌店等都被細致描摹，而圖像資料中罕見的羊馬墻，更是古都南京繁華與變遷的印跡。與此同時，“天下文樞”與“千年佛都”等南京文化標簽也可通過圖中所繪的授業解惑的書院學堂以及往來的僧侶得以詳盡體現。宋代以前反映金陵的存世典籍數量有限，繪畫敘事更是鳳毛麟角，清宮舊藏《宋院本金陵圖》今已難覓形影。因此馮寧作《金陵圖》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宋代南京風俗畫卷的散佚缺憾，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非同尋常。這壹現實主義風俗畫卷為人們研究宋代社會風俗史、經濟史、商貿史、農業與手工業史、建築史乃至交通運輸史等，都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圖畫參考依據。南京城市史著名研究學者、作家薛冰在其作品《格致南京》中這樣評價《金陵圖》：這可以說是宋代南京的“清明上河圖”，使我們可以形象生動地看到當時的城市風貌。它也被譽為“壹部關於金陵盛世歷史文化與民間風俗的百科全書”。故宮博物院資深書畫研究員聶崇正說，馮寧版《金陵圖》為人們研究古代南京城提供了寶貴的圖像資料，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四、全球首創的互動觀展模式 “人物入畫，實時跟隨”
地處南京的德基美術館，所藏作品涵蓋了中國古代和東西方現當代，並以南京2500年建城史的脈絡做為“金陵”主題。此次《金陵圖數字藝術展》，館方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和創新，不僅讓文物活起來，還要讓歷史說話。
“金陵圖數字藝術展”並非只是對《金陵圖》簡單的動態呈現，展覽突破性地將新銳科技引入文物數字化中，在全長近 110 米、高3.6米的大屏幕上，將這幅傳世長卷放大百倍，並全球首創“人物入畫，實時跟隨”的互動觀展模式，實現觀眾以第壹人稱的視角“走入”古畫，與畫中人交流互動，自主探索獲取知識。在數字文明新時代裏，美術館希望通過探索新的路徑，鼓勵每壹位觀眾跨越時代，與歷史對話，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