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裏，顯露得越發充分。在我的頭腦裏，蘇東坡的意象之特別清楚明顯，其理由有二：第壹個理由是，由於蘇東坡本人心智上才華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寫的每壹行詩上，正如我所看見的他那兩幅墨竹上那烏黑的寶墨之光，時至今日，依然閃耀照人，就猶如他蘸筆揮毫是在頃刻之前壹樣。這是天地間壹大奇跡，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上，亦復如此。莎翁詩句的遒健，是來自詩人敏感的天性與開闊豁達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縱然有後代學者的鉆研考證，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活所知者仍極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後，由於他的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們卻知道了他的心靈深處。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有關他漫長的壹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劄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時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閑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在他去世後百年之內，沒有壹本傳記類的書不曾提到這位詩人。宋儒都長於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由於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壹直綿延蘇東坡壹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壹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並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壹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於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寫劄記，遇有遊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於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於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傑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後，都隨手贈予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後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在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跡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於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後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劄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壹。當年成都有壹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後，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跡書簡等，刻之於石的，拓下拓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壹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競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於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於他壹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後悔呢？表面上，在他貶謫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後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並無悔意，並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於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紮了壹番之後，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後，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壹顆文壇上的流星，在剎那間壯觀驚人地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薩克雷（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遜。不知為什麽，我們對約翰遜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庚斯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斯威夫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壹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得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壹句諺語，就是說壹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壹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於下壹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壹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壹本傳記時，我們能把壹場壹場已經完成的戲，逐壹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壹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鉆研完畢之後，並且了解了為什麽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麽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壹個中國的星相家，給壹個人細批終身，預蔔未來，那麽清楚，那麽明確，事故是那麽在命難逃。中國的星相家能把壹個人的壹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壹生每年的推算寫在壹個折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蔔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卻總比星相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壹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壹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壹〇三六），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壹壹〇壹）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當政年間長大，在壹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壹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謫。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於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滸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壹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雕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壹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臺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幹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純良儒臣，寧願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余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削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借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壹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於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壹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壹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壹目的的手段，便難免於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松詼諧的壹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沖突決定了蘇東坡壹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結果，誰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麽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裏，並不是在饑饉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谷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壹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作啞，壹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並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誇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並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仿佛國破家亡的後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願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淩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宮闕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後，歷史家在壹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低頭沈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姓遭此劫難的原因，但是時過境遷，為時已遲了。
蘇東坡去世壹年，在當權的宵小尚未把長江以北拱手奉送與來自窮沙大漠的他們那異國的君王時，壹件歷史上的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黨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黨之爭的壹個總結。元祐是宋哲宗的年號（壹〇八六—壹〇九三），在這些年間，蘇東坡的蜀黨當權。元祐黨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間當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以蘇東坡為首。碑上有奉聖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後代通婚姻，倘若已經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的石碑要分別在全國各縣豎立，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山頂上還留有此種石碑。這是將反對黨壹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宵小蓄意使那些反對黨人千年萬載永受羞辱的辦法。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之後，元祐黨人碑給人的觀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為不同了。隨後壹百多年間，碑上人的子孫，都以碑上有他們祖先的名字向人誇耀。這就是元祐黨人碑在歷史上出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並不配享有此種榮耀，因為在立碑時要把反對黨趕盡殺絕，那群小人便把自己個人的仇敵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壹黑名單上的人是好壞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寧五年（壹壹〇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彗星，在文德殿東墻上的元祐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地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願以償了。
在徽宗崇寧五年（壹壹〇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彗星，在文德殿東墻上的元祐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地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願以償了。
雷擊石碑後五年，壹個道士向徽宗奏稱，曾見蘇東坡的靈魂在玉皇大帝駕前為文曲星，掌詩文。徽宗越發害怕，急將蘇東坡在世時最高之官爵恢復，後來另封高位，為蘇東坡在世時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壹壹壹七）以前，皇家已經開始搜集蘇東坡的手稿，懸價每壹篇賞制錢五萬文。太監梁師成則付制錢三十萬文購買潁州橋上雕刻的蘇東坡的碑文（早已經被人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這筆錢在當時的生活來說，是夠高的價錢。另外有人出五萬制錢購買壹個學者書齋上蘇東坡題匾的三個字。這時蘇東坡的詩文字畫在交易上極為活躍，不久之後，這些寶貴的手稿不是進入皇宮成了禦覽之寶，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後來金人攻下京師，特別索取蘇東坡和司馬光的書畫，作為戰利品的壹部分，因為蘇東坡的名氣甚至在世時已經傳到了塞外異族之邦。蘇東坡的手稿書畫中的精品，有壹部分，敵人用車裝運到塞外，同時徽、欽二帝也隨車北擄，竟至客死番邦（當時徽宗已讓位於兒子欽宗）。蘇東坡遺留下的文物未遭毀滅者，也由收藏家運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於天地之間。
蘇東坡業已去世，有關時政的感情沖動的爭鬥風暴也已過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開始閱讀蘇東坡的遺著，尤其是他那有關國事的文章，越讀越敬佩他的謀國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剛大勇。為了追念蘇東坡，他把蘇東坡的壹個孫子蘇符賜封高官。所有這些舉動，都使蘇東坡身後的名氣地位達到巔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賜他謚號文忠公，又賜太師官階。皇帝對他的天才寫照，至今仍不失為最好的贊詞。到今天，各種版本的蘇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聖旨和皇帝欽賜的序言。茲將封他為太師之位的那道聖旨轉錄於後：
敕。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嘆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祐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論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余如故。
由此觀之，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壹則是由於他對自己的主張原則，始終堅定而不移；二則是由於他詩文書畫藝術上的卓絕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構成了他名氣的骨幹，他的風格文章之美則構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們會從內心愛慕壹個品格低劣無恥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華，也終歸無用。孝宗賜予《蘇東坡集》的序言就盛贊他浩然正氣的偉大，這種正氣就使他的作品不同於那些華麗柔靡之作，並且使他的名氣屹立如山，不可動搖。
但是，現在我們不要忘記蘇東坡主要是個詩人、作家。他當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詩文中有壹種特質，實在難以言喻，經過翻譯成另壹種文字後，當然更難以捉摸。傑作之所以成為傑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於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於壹般作品，就在於在精神上取悅於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傑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淹沒，甚至歷久而彌新，必然具有壹種我們稱之為發自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蘇東坡寫信給謝民師時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論貴賤也。”
可是，使作品經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純”又為何物？蘇東坡對寫作與風格所表示的意見，最為清楚。他說做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壹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在此為風格作解釋，蘇東坡很巧妙地描寫了他自己的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雲流水”，他是把修辭作文的秘訣棄之而不顧的。何時行、何時止是無規矩法則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實精確地表達出來，表達得夠好，迷人之處與獨特之美便自然而生，並不是在文外附著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現精妙而能得心應手，則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處所謂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也就是上好風格的秘訣。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於索然無味，而我們也就不怕沒有好文章讀了。
不管怎麽說，能使讀者快樂，的確是蘇東坡作品的壹個特點。蘇東坡最快樂就是寫作之時。壹天，蘇東坡寫信給朋友說：“我壹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復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當代人的感受，亦復如此。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壹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宋神宗的壹位侍臣對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箸不食時，必然是正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在蘇東坡被貶謫在外時，只要有他的壹首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嘆贊美之。但是皇上對蘇東坡的感嘆贊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壹日，使蘇東坡壹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壹次，蘇東坡寫文章力辯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樂的力量，就是文學本身的報酬。在世的最後壹年，他有時曾想拋棄筆墨根本不再寫作，因為他壹輩子都是以筆買禍。他在給劉沔的回信中說：“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更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壹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棄也。”作者自由創作時，能自得其樂，讀者閱讀時，也覺愉悅歡喜，文學存在人間，也就大有道理了。
蘇東坡天賦的才氣，特別豐厚，可以說是沖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寫詩永遠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詩偶爾才達到完美的境界。蘇詩無須乎獲得那樣完美。別的詩人作詩限於詩的辭藻，要選用壹般傳統的詩的題材，而蘇東坡寫詩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內按摩筋骨亦可入詩，俚語俗句用於詩中，亦可聽來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詩時所能獨到而別的詩人之所不能處，才使他的同道嘆服。他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在從前專限於描寫閨怨相思的詞上，開拓其領域，可以談道談禪，談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極大之危險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為他經常必須在飯後當眾作詩，通常他比別人寫起來快，也寫得好。他的思想比別人清新，類比典故也比別人用得恰當。有壹次在黃州為他送行的筵席上，壹個歌伎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題詩。但是蘇東坡從來沒聽說有此壹歌伎，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筆立即開頭寫道：
東坡四年黃州住，
何事無言及李琪。
至此停下，接著與朋友說話。在座的人以為這是很平淡無味的起頭，而且僅僅兩句，全詩尚未完稿。東坡繼續吃飯談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詩寫完。東坡又拿起筆來，將此首七絕的後兩句壹揮而就：
卻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雖好不吟詩。
此詩音韻諧和，猶如壹粒小寶石，有輕靈自然之美。對李琪的恭維恰到好處，因而使此壹黃州歌伎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國詩的韻律很嚴，在用典故時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別人的詩時，也要用同樣的字，押同樣的韻。不知何故，蘇詩的韻，總比別人的用韻自然，並且他的用典，經仔細看來，含義更深。在寫散文時，他筆力所及，至為廣闊，自莊嚴純正的古文風格，至輕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無所不能，各臻其妙。東坡之以大家稱，不無故也。
因此之故，蘇東坡在中國是主要的詩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壹流的畫家、書家，善談吐，遊蹤甚廣。天生聰慧，對佛理壹觸即通，因此，常與僧人往還，他也是第壹個將佛理入詩的。他曾猜測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陰影。他在中國繪畫上創出了新門派，那就是文人畫，而使中國藝術增加了獨特的優點。他也曾開鑿湖泊河道，治水築堤。他自己尋找草藥，在中國醫學上他也是公認的權威。他也涉獵煉丹術，直到臨去世之前，他還對尋求長生不死之藥極感興趣。他曾對神懇求，與妖魔爭辯，而且有時他居然獲勝。他想攫取宇宙間的奧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壹半，乃壹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壹詞今日用得太俗濫的話，我們可以說蘇東坡是壹個極講民主精神的人，因為他與各行各業都有來往，帝王、詩人、公卿、隱士、藥師、酒館主人、不識字的農婦。他的至交是詩僧、無名的道士，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他也喜愛官宦的榮耀，可是每當他混跡人群之中而無人認識他時，他卻最為快樂。他為杭州、廣州興辦水利，建立孤兒院與醫院，創監獄醫師制度，嚴禁殺嬰。在王安石新法的社會改革所留下的惡果遺患之中，他只手全力從事救濟饑荒，不惜與掣肘刁難的官場抗爭。當時似乎是只有他壹個人關心那千裏荒旱，流離餓殍。他壹直為百姓而抗拒朝廷，為寬免貧民的欠債而向朝廷懇求，必至成功而後已。他只求獨行其是，壹切付之悠悠。今天我們確實可以說，他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