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擴展到所有通過特殊方式(或典型的排隊，或囤積限量商品，或像“司法黃牛”壹樣依靠特殊社會地位或利益)可以獲得的商品或服務，大規模壟斷牟利(不壹定是門票，也可以是護照等待號、表格，或簽名球衣、限量發行紀念品等可收藏的物品。)，而社會上有迫切需求的人可能願意出高價接受他們，黃牛就出現了；即使不以盈利為目的出售，也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流通的渠道及其商業模式的公平性。
從微觀經濟學上講，黃牛黨的行為企圖對高需求票的供應造成壟斷，這種壟斷多是由限量造成的，黃牛黨可以操縱轉賣票價格賺取豐厚利潤；另壹方面，買票難度加大(比如香港迪士尼需要提前訂票)或者已經處於供需失衡的狀態，也使得異地黃牛票有價值，有市場。所以，除了行政手段，當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減少需求或增加供給時，黃牛就算壟斷再多，也維持不了成本，更別說盈利了。
黃牛不得以高於原票的價格賣票。例如，2006年世界杯開幕式的免費優惠券可以按普通票價出售以獲取利潤。而且黃牛出現的地方也不壹定反映出供不應求的事實；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的機票短缺是由票販子囤積造成的，這是壹種利用高價牟利的黃牛。
歷史
黃牛黨是由清末民初出現在上海的“司法黃牛”(職業被廢除的律師憑借此前與法院和官場的官方關系，繼續地下運作，在業務上與國民政府合法化的律師競爭，因為司法公正被金錢嚴重扭曲，造成“以錢審生，以錢審死”的遺風)衍生出來的類似組織，其行為自然被貼上了黃牛的標簽。
從社會階層來看，黃牛多為無業人員或社會下層人士。他們在正式的供求關系中被排擠，被分割成壹個沒有法律監管的生活中介空間。他們排隊以人海戰術搶奪參賽權的空間，然後出售參賽權(即門票、電影票等。)通過合法的銷售渠道銷售給準參與者，沒有內在的生產力，是地下經濟環節之壹。很多時候黃牛也和當地黑社會勾結，保護和穩定自己的銷售渠道，但上海的黃牛確實緩解了當時的高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