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顧廷龍的創議下編印《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
1904年，顧廷龍出生於蘇州混堂巷舊宅。自幼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1915-1918年，畢業於吳縣縣立第四高等小學。1918-1922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中學。1927-1931年，畢業於上海持誌大學，授文學士。1931-1932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授文學碩士。
先後曾承晚清湖北學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錄版本之學。入大學，先後受胡樸按、聞宥、姚明輝、容庚、郭紹虞、魏建功、黎錦熙諸師之教導，習語言文字、目錄版本之學。
吾最服膺古人教育之語，曰：“淡泊明誌，寧靜致遠。”
顧廷龍幹的最多的是圖書館工作，整整六十五個年頭。說起來，顧廷龍做的工作卻很普通，歸結壹下只有六個字：收書，編書，印書。談不上成就與貢獻，只是在主觀上壹直努力認真地去做，總希望把事情做好，如此而已。中華書局張世林先生幾次三番約顧廷龍談談工作經驗與體會，說實話，顧廷龍本不善言辭，亦很少壹本正經寫此類文字，只能就回憶所及，拉雜成文，聊供有興趣者參考。
1932年夏天，顧廷龍從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畢業，應燕大圖書館館長洪煨蓮（業）先生的邀請，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平采訪處主任，前後搞了六年圖書采購工作。給顧廷龍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壹個采購委員會指導圖書采購業務工作。當時該委員會除了洪先生外，還有鄧之誠、容庚、郭紹虞、顧頡剛諸教授。他們學識淵博，又各有專長，隨著各自學術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廣泛，因而對圖書采購時常提出針對性意見，這些意見對顧廷龍的工作啟發與影響很大。尤其是顧頡剛先生，因曾在廣東中山大學兼任過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對圖書采購作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前人受封建道統觀念的束縛，收書眼光甚為狹隘，如西漢《七略》不收律令，清代《四庫》不收釋、道二藏及府、縣誌。他提出必須打破傳統觀念，“能夠用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能夠用了搜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館的事業”，“要把記載自然界與社會材料壹起收，無論什麽東西，只要顧廷龍們認為是壹種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並且還要壞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識，使專門家可以致力研究。
1980年，在顧廷龍的創議下，上海圖書館曾根據館藏編印了《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盡管由於人力、物力等因素，該目錄的編纂及印制質量尚有不足之處，但因其收錄宏富（計叢書五千五百四十九種，子目三萬零九百四十種），較為實用，讀者稱便。
這類叢書書目前人從未編過，究其原因有三：其壹，民國間叢書預先編定和成套出版發行的較少，大都先定叢書的名稱，然後陸續編印，種數無定，即使事先擬定了總目錄，也往往受條件限制，出多少算多少，因而許多叢書究竟包含多少單種人們不得其詳。從總體上說，這與古代叢書的編纂與出版有很大的區別。其二，由於上述情況，各圖書館對此類叢書壹般不作整體的著錄（即以整套叢書作壹款目，在叢書總名下詳細著錄其子目），而僅以所收子目（即叢書的零種）作為獨立款目，這就更無法了解壹部叢書的全貌。其三，最為關鍵的是，從收藏角度而言，人們往往對近期及同時代文獻資料較為忽略，認為價值不顯，所以對民國時期的叢書幾乎沒人刻意加以收集整理。可以說，沒有壹個圖書館能擁有上圖這樣豐富的館藏，逞論個人。而上圖能夠編成此書目，得益於收集此類書籍比較早。當全國壹解放，顧廷龍就有對民國時期出版物及時作總結的構想，故特別註意對舊平裝（民國出版物的泛稱）的收集。後來顧廷龍在籌劃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時，又考慮將來以民國時期叢書目錄作為續編，以求目錄的連貫性，所以又對舊平裝叢書十分留意。說來也巧，有壹回，顧廷龍去福州路古舊書店閑逛，發現店裏工作人員忙子舊平裝按叢書名配套。顧廷龍與他們熟稔，便詢問原委。他們說，舊平裝在內地無銷路，而在香港卻有市場，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叢書，對零種興趣不大。顧廷龍聽後大吃壹驚，對這樣的市場信息顧廷龍們的采購人員竟壹無所知。那時顧廷龍是上海文管會出口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專門負責圖書出口鑒定工作，遂壹面“利用職權”阻止古舊書店出口舊平裝叢書，壹面動用圖書館購書經費大量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