鑲金獸首瑪瑙杯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9厘米 。選用的材料是壹整塊世間罕有的帶條紋狀的紅瑪瑙，瑪瑙兩側為深紅色，中間為淺紅色，裏面是略呈紅潤的乳白色夾心，色彩層次分明，鮮艷欲滴，本身就已是極為罕見的玉材。此杯為模仿獸角形狀，口沿外部有兩條凸起的弦紋，其余的裝飾重心均集中於獸首部位。獸作牛首形，圓睜雙目，眼部刻劃得維妙維肖，炯炯有神，長長的雙角呈螺旋狀彎曲著伸向杯口兩側，雙耳碩大，高高豎起。獸嘴作鑲金處理，同時也是作為此杯的塞子，雙唇閉合，兩鼻鼓起，就連唇邊的毛孔、胡髭也刻劃得細微精確，顯得十分生動。這種角杯實際上源於壹種被西方稱為“來通”（rhyton）的酒具，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藝美術中是十分常見的。因此，這件瑪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傳來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與西域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證。
就金銀器中，飲食器有碗、盤、碟、杯、壺、羽觴等130件，藥具有鍋、盒、鐺、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燈頭、熏爐、熏球、鎖鑰等32件，裝飾物有釵、釧、鈴鐺等40件。 何家村金銀器中有紀年銘記的，最遲是安縣開元十九年(731)庸調銀餅。但根據唐代花紋及金銀器形制的編年，上限可早到7世紀中葉，下限可到8世紀中葉。屬於7世紀中葉的金銀器，有蔓草龍鳳紋銀碗、雙獅紋蓮瓣銀碗、海獸紋雲瓣銀碗、狩獵紋高足銀杯、人物八棱金杯、樂伎八棱金杯、掐絲團花金杯、雙獅紋單柄金鐺等多件。這些器物的裝飾面，采用十二瓣劃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裝飾圓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現，顯然受到薩珊銀器工藝的影響，反映了初唐金銀器的時代特征。
金銀器制造工藝復雜精細，切削、拋光、焊接、鉚、鍍等工藝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絲焊，技巧純熟，焊縫不易發現。尤其值得註意的是，在盤、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顯的切削加工痕跡，起刀和落刀點顯著，刀口跳動亦歷歷可見。小金盤的螺紋同心度很強，紋路細密，盒的子扣系錐面加工，子母扣接觸密閉，很少有物件軸心擺動情況,證明當日切削加工已趨成熟,這在中國機械工業史上應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許多金銀器上都用墨書標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銀器的方法，也為測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條件。經測定,唐代每兩平均數值為42.798克,壹大斤為684.768克這是中華人民***和國建立後對唐大斤最精確的測定數據。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壹套完整的藥具和大量的藥物，其中的藥物在唐代屬名貴藥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鐘乳石等貴重藥材，僅朱砂壹項就有7種規格；以及煉丹器石榴罐、煮藥器雙耳護手銀鍋、單流折柄銀鐺、單流金鍋及許多貯藥盒、飲藥用具，顯示了唐代藥物學的發展與成就，反映了唐代煉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國醫藥史與化學史的重要證據。這也是迄今為止唐代藥具和藥物最為系統、完整的壹次發現，是中國古代醫藥史上的壹次重大發現。
此外，還有幾種外國金銀貨幣，如東羅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幣、波斯的庫斯魯二世(590～627)銀幣等，應是當時中外交通貿易繁盛的標誌。
光裏面的錢幣就達39種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開元通寶，又有西域高昌國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鑄造的和同開爾，還有波斯的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等，時代跨度達千余年，涉及面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員數千公裏，這在錢幣史上還是第壹次，是錢幣收藏史上壹次空前的大發現。
出土的銀鋌、銀餅、銀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經濟制度。22枚銀餅中，有4枚庸調銀餅，這是庸調銀實物的首次發現。經過考古工作者的鉆探並對照文獻記載，初步判斷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所在地位於唐長安城興化坊內。這批珍寶均為唐宮廷之物。陜西歷史博物館保管部主任、研究員申秦雁說，何家村金銀器的發現在學術發現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西安是唐都長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內發現這麽集中、豐富的唐代金銀器寶藏，還是第壹次，也是迄今唯壹的壹次。 何家村窖藏珍寶還呈現出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除上述的異域錢幣外，還有由粟特輸入的素面罐形帶把銀杯，西亞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羅馬風格的狩獵紋高足銀杯、仿照波斯多曲長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偶然能出上壹兩件有關絲綢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這麽集中的發現十分罕見。申秦雁說，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是絲綢之路上的壹個寶庫，絲綢之路上的很多亮點都集中到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