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於元代的“處士”碑石
現陳列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第六展室東側的《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因入藏時間久遠，壹直以來很少有人關註。據西安碑林博物館副館長王原茵介紹說，劉處士墓碣銘為豎碑型，碑額為圭形，通高194厘米、寬64厘米、厚24厘米。底座為長方形，長81厘米、寬49厘米、高36厘米。碑陰刻元代記事兩段，中間有陰刻線分界，上半部為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所刻“府學公據碑”，下半部為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所刻“重立文廟諸碑記”，誌銘1000余字。由於該碑自提“己酉歲孟夏壬寅朔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立石”，使用的是幹支紀年，因此，史學界對劉處士墓碣銘的具體刊刻年代爭論已久。
“根據銘文記載的時間推算，碑陰刻文顯然晚於劉處士墓碣銘，當為後來所刻，由此我們推斷，該墓碣銘應屬元代碑石。”王原茵說。
從史料記載來看，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年)即位時，只是改元，國號“大元”的使用則是至元八年(1271年)以後的事，而在這之前，蒙古國已先後有了“大蒙古國”和“大朝”二種國號。劉處士墓碣碑文中有明確記載的年號是“正大八年”(1231年)，這正是金哀宗完顏首緒在位時的年號，正大八年之後符合“己酉歲孟夏壬寅朔”且與碑文內容相合的僅有公元1249年，即南宋理宗淳祐九年，“但是1249年的長安並未在南宋政權的統治範圍之內，因此，可以排除南宋年號。此外，公元1249年，金已經滅亡，且距離建國號‘大元’的1271年尚有22年時間，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壹時期國號有可能是大蒙古國或大朝。”王原茵說，不過，從大的範圍來講，不管是“大蒙古國”“大朝”還是“大元”，這三個國號均是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時期，這與該碑元代碑石的說法並不矛盾。
“處士”寓意豐富
根據銘文記載，劉處士名諱章，字希文，又名九隴，名渭，名於菟。其祖先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漢景帝劉啟之子，漢武帝劉徹的異母兄)之後，因為先世有人謫官於成紀(今甘肅天水)，開始成為秦人。“這也算師出名門，依據銘文推算，劉處士生活在公元1179年至1239年。縱觀其60年的人生，53年生活在金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他也算是金代遺民。”王原茵說，金亡後，劉處士“投所蓄古印章鼎彜於河”，歸隱，實際在元朝只生活了7年，不過，其死後10年(1249年)，朋友為他刊石立碑的年代依然是元朝。
據王原茵介紹說，中國的“處士”歷史悠久，指稱復雜，含義多變，堪稱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甚至歷代的帝王將相都在默默關註他們的動向，更生怕被這些“處士”瞧不起，但有壹個基本的條件，“士未仕曰處士”，稱“處士”的壹定不能處於做官狀態。因此，“處士”在古代泛指有德才而隱居不願做官的人，唐代稱其為“高士”，再早壹點，便叫“隱士”。更多的時候，“處士”壹詞強調了壹種“隱”的傾向。不過，“處士”還有壹種類型，跟德行無關，而跟“道藝”有關，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掌握了壹門出色的手藝，他也可以被稱為“處士”。金代劉處士就屬於最後壹類人，他是壹位出色的古物鑒賞家和金石收藏家。
“劉處士最大愛好就是收藏和鑒賞碑拓、字畫。他的家裏除了擺放壹張床之外，全部是書法和名畫，也因此練就了‘望而判其真贗’的法眼。”王原茵說，可以說，當時陜西地區的拓印、碑帖大部分出自他之手，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形成也與宋金元時期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以及當時文人雅士崇尚收藏鑒賞的社會風氣密不可分。
“處士”的出現或為無奈之舉
自古以來，仕與隱便是中國文人常常面對的兩種生存境況。傳統儒學主張積極入世，步入仕途，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古代文人的境況是窮愁失意而非順達得誌。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隱士文化便成了壹個獨特而有趣的現象。不過，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他們是不關心社會人生的逃避主義者。“這種說法雖然有某些合理內核，但客觀地說，並不符合許多隱士的實際，隱逸行為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很大關系，這或許是士人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王原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