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畫大師，於中國畫的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工筆，無不涉獵，無壹不精。他曾贊曰：“宣夾二紙，堪稱二寶”，把夾江紙與安徽宣紙相提並論，足見大師對夾江紙的喜愛。這中間有大師與夾江紙的壹段特殊情緣。
抗戰時期，大千先生寓居成都。由於日軍的占領，作為宣紙主要生產地的安徽的許多宣紙作坊都被迫歇業，即使偶有生產，也難以運到後方。想著自己不久又要遠赴敦煌，更急需大量宣紙，張大千跑遍成都，無不失望而歸。某日，他忽然看到壹則報刊啟事，啟事上聲稱：由於戰時紙張缺乏，報刊要用當地的土紙印刷。
所謂“土紙”，就是四川夾江生產的壹種手工紙，也叫宣紙。張大千購買了壹些土紙回家試用，發墨和運筆效果均不理想。他就想：能否對夾江宣紙加以改良，生產出壹種宜書宜畫的宣紙呢？隨後，他找來自己的摯友晏濟元商量。晏濟元曾在日本學習過化工，也喜愛書畫。兩人討論後，認為可行，遂決定到夾江實地考察。
他們來到了造紙作坊最集中的馬村，了解夾江紙生產的歷史和現狀。他們向工匠們請教造紙的配方和工藝流程，找到原因後，張大千和晏濟元多次試驗，重新確定了紙漿中各種化學藥品的投放比例，並加入壹些棉麻纖維，增加紙的抗拉力。張大千又根據作畫的需要，親自設計了抄紙的竹簾，設計出4×2尺和5×2.5尺的兩種。為了防止別人仿自己的畫，張大千還別出心裁地讓工匠們在紙簾的中央編上“蜀箋”、在兩端編上“大風堂造”字樣。用這種竹簾抄制出的宣紙，只要對著光亮，“蜀箋”、“大風堂造”印記便會顯現出來。為了使新工藝盡快進入生產階段，張大千又拿出壹大筆資金，幫助造紙作坊添置設備。
在張大千的幫助和支持下，工匠們反復實踐，終於批量生產出潔白無瑕、柔軟綿韌的新紙。張大千逢人便說：“徽、夾二宣，堪稱二寶。”從此，夾江宣紙的名聲不脛而走，銷路大增，供不應求。
張大千改進夾江宣紙，為我國古老的造紙工藝註入了新的活力，並使夾江成為我國書畫宣紙的重要生產基地。至今，夾江造紙博物館裏還珍藏著張大千監制的宣紙原品。為了紀念張大千作出的貢獻，1983年11月，夾江縣人民政府把他和晏濟元所改良的宣紙命名為“大千書畫紙”。 早在唐代，便有關於夾江紙的記錄，宋代夾江竹紙發展很快，在明、清時代夾江紙迎來興盛之期。明代中期，夾江紙已經廣泛地用於文化教育、經濟貿易，滲入到人們的生產、生活諸多領域。清康乾時期，夾江手工紙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版《縣誌》具體記錄了那時“各區造紙之家” “因解文闈卷紙互相控訴”的事件，當時夾江紙被欽定為“貢紙”，成為宮廷用紙和“文闈卷紙”。
於是，夾江書畫紙便以“大千書畫紙”名之，與安徽宣紙同被譽為“中國有宣、夾二紙，堪稱二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