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養蠶栽棉到紡紗織布，從穿針引線到縫衣置服，是人類文明的壹大進步。在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中，紡織和服飾是兩朵豔麗奪目的奇葩，所以，與之密切相關的女紅活計，它的歷史應該是很悠久了。據考古發現，壹萬八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山頂洞人已經使用骨針縫綴獸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人不但會使用骨針，而且會使用撚線和紡輪；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則出現了麻線和綢片，絲線和絲帶等原始的紡織品，這些都形成了女紅及其用品的雛形。我國三千多年的農業社會，不僅樹立了以農為本的思想，同時也形成了男耕女織的傳統，女子從小學習描花刺繡，紡紗織布，裁衣縫紉等女紅活計，在江南壹帶尤為重視。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社會對於女性的要求，夫家對於擇妻的標準，都以“德，言，容，工”等四個方面來衡量之，其中的“工”即為女紅活計。再加上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女紅在這個時期才從普遍的意義上真正廣泛的流行起來。 作為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女紅活計，在古代的藝術作品中亦有所反映，最膾炙人口的詩賦，莫過於唐朝詩人孟郊的《遊子吟》了：“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首千百年來被人們用來勉勵自己知恩圖報的絕妙好詩，同時也描述了慈母為兒子縫衣納衫做女紅的畫面。同是唐代的另壹位詩人秦韜玉，壹首《貧女》詩，把壹位擅長針黹的女紅巧手貧家女的閨怨刻畫的淋漓盡致，同時還抒發了詩人懷才不遇的情感：“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在繪畫作品中反映女紅圖景的，最早的可追溯到唐代畫家張萱的《搗練圖》；再有河北井陘縣出土的金代墓室中的粉繪《搗練圖》。它們分別再現了宮廷和民間的女紅場景。清代畫家任薰所繪的繡花仕女扇面，則展示了壹位古代千金小姐以繡房女紅為消遣，養性的奢華生活。
另外，有關女紅的神話傳說，名人逸事亦不少。戰國時期荀子的《蠶賦》和晉代幹寶《搜神記》中都有蠶神馬頭娘的神話；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有關於織女的傳說；孟母用停機斷織比喻廢學來教育孟子的故事，被漢代的劉向編進了《列女傳》中；元末明初陶宗儀所著《南村輟耕錄》中記載了元代女紡織家黃道婆的事跡。
當然，自古以來的女紅高手亦是層出不窮。據說三國時期的吳王趙夫人就有“三絕”絕活：可在指間以彩絲織成龍鳳之錦是為“機絕”；能用針線在方帛之上繡出“五嶽列國”地圖是為“針絕”；又以膠續絲發作羅絲輕幔是為“絲絕”。相傳唐代永貞元年有壹奇女子盧眉娘，年僅十四就能在壹尺絹上繡七卷《法華經》，字僅粟粒之大，且點劃分明，然品題章句，竟無遺漏。到明代，上海的顧繡出類拔萃，名揚四海，其中的刺繡高手代表人物為韓希孟。清末民初也有壹位較出名的女紅刺繡專家沈壽，曾入宮廷傳授繡藝，辦過繡校和女紅傳習所，為了更好的研究刺繡，甚至還東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繡譜》女紅專著出版問世，影響深遠。在服飾方面，登峰造極的服裝恐怕莫過於皇宮貴族的龍袍官服，鳳冠霞帔了。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隨著時光的流逝，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機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女紅也因此受到很大沖擊，原本小姐丫頭，姑娘太太做女紅活計必備的那些女紅用具如：剪刀熨鬥針線盒，頂針量具繞線板，針拔刮板噴水壺，繡花棚架針線簍等等，都早已淡出人們的生活，退出歷史的舞臺，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拋棄，而且關於這些女紅用品的資料也少有記載，極其難尋。在當今收藏界中，女紅用具根本就是雜件中的雜件，不為人們所重視。
其實，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壹部分，作為女紅文化的載體，女紅用具自有她獨特地魅力。畢竟她伴隨人類文明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而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與各地的民族習俗緊密相連，與深厚的社會文化壹脈相承。只要是其他藝術品，日用品上能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圖案內容，在女紅用具上壹樣有反映，特別表現在繞線板上更是如此。近年來，不少中外有識之士獨具慧眼，對於中國女紅用具情有獨鍾，爭相收藏。有人把美輪美奐的古代服裝懸掛起來作電視墻背景，大氣非常；也有人把精美絕倫的繡品裝裱起來裝飾客廳書房，別具壹格；還有人把寓意吉祥的繞線板收在針線簍裏置於案幾，發思古之憂情。中國女紅集觀賞價值和實用功能於壹體，深得中外女紅愛好收藏者的青睞。已經遠離人們日常生活的女紅用具，又通過收藏領域漸漸回到我們身邊，她不僅喚起了我們對於中國女紅久違的回憶，遲到的欣賞，更喚起了我們保存她，愛護她的責任心，和發掘她，宏揚她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