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捕蜂器》，讓我有壹點聯想到當年讀《喧嘩與騷動》“1928年4月7日”（班吉的自述）壹章的感受。兩者都是借助智力有問題的主人公細致的敘述來呈現故事，都有著壹種無微不至的觀察和延展聯想的能力。我差壹點就把班克斯當成“英國的福克納”了。不過福克納不會借助壹個像“弗蘭克”那樣的大腦來發有關“人類與世界”、“善與惡”這類抽象話題的思辨性議論。這類很笨的議論從後半部開始多起來，雖然在書中還不至於淪為徹底的說教，但多少還是有壹點生硬。問題不在於弗蘭議論什麽，而在於腦子有問題的人不會用那樣壹種帶有完整邏輯性的思辯式思維，去考慮和議論問題——這樣壹來，作者前半部書費力所塑造起來的弗蘭克的“非常態”造型，必然會受到壹些消解——在普通著述中這可能不算什麽，但放到名著序列裏，就是低級錯誤了。
小說結尾雖然收得不錯。但無論是結局處的緊張、還有故事謎底最後的揭開，戲劇性似乎有些過強了，明顯帶有構思的刻意，而不是生活邏輯的自然呈現。這壹點如果拿《喧嘩與騷動》作比，似乎又很明顯了。後者因為有最後全知全能視角的對迪爾西為章節主角的描寫，便有了如大河般表面波瀾不興、實則暗潮湧動的雄渾，相比之下，《捕蜂器》則顯得過於銳利和功利了。當然，我這不是在否定班克斯的傑作，而是在對比中覺得，《捕蜂器》和其它二戰後出現的傑作（如《洛麗塔》、《收藏家》、《百年孤獨》），有著同樣的“通病”（或者也可以叫“美學傾斜”）——那就是小說作者創造上的強力意圖，往往會壓倒生活的邏輯對故事生長本身的控制。我不想斷言這種強力意圖過於突顯給小說所帶來的好壞，但總覺得這樣壹來，小說的那部分天然氣質會差許多。想想最會構置故事的福樓拜是怎麽安排《包法利夫人》的，或者莫泊桑安排《壹生》、托翁安排《安娜。卡列尼娜》、毛姆安排《人性的枷鎖》、馬丁.杜.加爾安排《蒂博壹家》……凡此種種，或許能搞清為什麽壹些很好的當代小說有時會給人“半部名著”的感覺了。這時也就襯出塞林格的能耐了，他的《麥田裏的守望者》，還真就是個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