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托之書”，是古代文人以“托古傳道”為旨而編輯撰寫的書籍，其絕大部分屬史書，因而偽書大多是偽史。偽史壹詞最早出自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範、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創壹名，題為‘偽史’。”劉知幾筆下的偽史就是在古代“尊古卑今、貴遠賤近”的風氣下，壹些文人“假借他人之名以傳其書”而偽造的史書。
據《漢書·藝文誌》載，早在先秦時期托古偽書就已有“儒家托於周公，農家托於神農，道家托於黃帝”的說法。紀昀在主持編修《四庫提要》時，對偽書現象感慨道：“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家依托，大概可見矣！”那些“托古傳道”的偽書編撰者，大多依托他人之名來傳播自身思想，推介個人作品。
既然很多史書在彼時已經被厘定為偽史，為何又存留下來並加以研究？今日看來原因似乎非常簡單，即偽書還有壹定價值，很多偽書的學術思想價值、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還很高。僅以東晉元帝時期的豫章內史梅賾所獻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為例，明末清初考據學大師閻若璩沈潛三十余年，從篇數、篇名、歷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讀、地理沿革等方面對《古文尚書》進行了精細考證，得出此書乃後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論，使懸置學術史壹千多年的疑案得以破解。但其後三百多年來，該書依舊在《尚書》中占據著重要位置。究其原委，就是偽造的《古文尚書》中的很多文字，輯錄於東晉以前的壹些史書典籍，而這些史書典籍到了閻若璩所處的明末清初時期，大多已經散逸失傳了，所以偽造的《古文尚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再比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過考辨，認為《海內十洲記》乃托名東方朔而撰，是壹部不折不扣的偽書，但同時又指出該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壹定地位。再比如《四庫全書總目》編者認為《神異經》乃托名東方朔，《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系托名班固，這些偽書的文學價值壹方面在於“詞條豐蔚”“字句妍華”，足供采摭，增廣見聞，另壹方面它們是六朝小說重要組成部分，對後來唐傳奇、宋話本以及明清小說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事實上，我國歷史上諸多偽書之所以是贗品，絕不是因為其所記述的內容是假的，而是由於作者或著作成書年代不真實。諸如此類的偽書，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實情況或者成書的具體年代，那麽可以對其進行選擇性利用。偽書的作者幾乎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士子。如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和參與偽造《古文尚書》的三國魏人王肅，就是被當時朝野所公認的飽學之士和知名經學家。王肅自幼穎悟絕人、博覽群書，成年後孜孜探求、遍註眾經。他十分認同東漢時期的賈逵和馬融，而不屑於與賈逵、馬融同時期的鄭玄，鑒於自身學術地位比較卑微，而鄭玄之學又比較興盛，於是王肅不惜假借孔子後裔名義偽造經書。而實踐表明，無論是《孔子家語》《孔叢子》，還是《古文尚書》，這三部書均有較高的學術品位和史料價值，對於研究我國古代儒學發展歷程具有很大的參考意義。
我們還需指出，唐代中期至近代，我國文史學界彌漫著壹股疑古惑經之風，史學界對先秦經學壹疑再疑，竟然指出有上千部偽書。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風造成了嚴重後果，以致很多貨真價實的真史也被認作偽書。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我國文史學者的悉心研讀和精心鑒別，壹些所謂的偽書陸續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學誠等人判定為偽書的《管子》，前些年被當代學者以大量的確鑿證據確認為管仲本人的作品；再如壹向被看作偽書的《神農本草經》，經過當代學者的反復抉發和仔細辨別，肯定它是壹部成書於漢代的中醫經典著作，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藥學著作。
我們應該認識到，偽書的意義和價值體現在諸多方面，按照章學誠的觀點，壹旦確定了偽書作偽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年代，其思想價值、學術價值、文學價值、語言學價值、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等也就逐漸顯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