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歷代專家在《水滸傳》中看到了壹個關鍵點:投降。金聖嘆因投降斬了梁山泊，後來余萬春禁止梁山賊投降，又寫了壹本書《蕩寇誌》，把梁山好漢都殺了，以示“忠義不能假，賊絕無好下場”(《董麗珊人翻拍蕩寇誌》序)。近代魯迅指出，宋江等人投降後，去打“不替天行道”、“終為奴”的強盜(《三閑集與無賴之變》)。毛澤東繼承了魯迅的思想，把投降問題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他說:“水滸這本書好投降。做壹個反面教材，讓人民認識投降派。”他又說:“水滸只針對貪官，不針對皇帝。銀幕上晁蓋在壹百零八人中。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堂改成忠義堂，讓人尋得安寧。宋江與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壹派與另壹派的鬥爭。宋江投降，去打方臘。”於是引發了全國批判宋江的熱潮。事實上，從這個政治角度，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起義的根本矛盾。只有少數起義軍能改朝換代，“殺東京奪鳥座”。大多數反抗社會秩序的人都面臨著“如何收場”的問題。所謂“為官壹任，殺人放火受擁戴”，未必是道德上應受譴責的選擇。大多數情況下，反抗秩序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秩序。我們不能指責那些未能從根本上從制度上推翻壹個社會的革命是假革命。在政治焦慮中，包含了人生的根本矛盾:壹個德才兼備、浸淫於下壹代的英雄該如何生活？黃忠是應該推翻、改造還是順應那個摧毀了華夫雷明的社會？事實上，《水滸傳》與《在飯館裏》、《孤獨的人》等魯迅小說有相通之處。《水滸傳》深得各界青睞。大多數人不想先造反或殺人，也不想先造反再講和。而是看到了人生的兩難，幸福與痛苦，自由與束縛，理想與現實的殘酷矛盾。可以說，這是《水滸傳》更深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