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潮州誌·藝文誌》·《三字經》目雲：“舊時訓蒙之《三字經》，相傳為宋·王應麟撰，而南海區適子、黎貞相繼續成之。顧潮州兒童誦習之本，則分上下兩行，上行載王等之書；下則別有《三字經》者，為南北誦本所無。其文起首句‘乾為天’，訖末句‘必察焉’。凡二百十句，都六百三十言。皆取經書成語，貫串成編，文極淵博可味。相傳此經為趙天水先生德所輯。然無確證，謹誌於此。”
饒誌文中談到的“潮州兒童誦習之本，則分上下兩行……”。我收藏的潮州李萬利“中華民國三年新鐫”的《大三字經》便是該本。李萬利本封面有“改良鼎新全國體，良規綱紀成文明”廣告和民國國旗。上半部分為相傳系王應麟撰的舊時全國通行的《三字經》，首句為“人之初”，末句為“宜勉力”；下半部分為流行於潮汕地區的《大三字經》。該經也如饒誌所言，首句為“乾為天”，末句為“必察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輔仁堂厘正刊存《大三字經》，該書校刊者郭泰棣在編後稱：“《大三字經》壹卷，不著撰人氏，相傳為唐儒趙德所撰。按：德，海陽人，明經博古，以文學著。韓文公刺潮時，聘為士子師，潮人知學自德始。故群號天水先生。”郭泰棣先生接著又介紹《大三字經》說：“是經文句，悉集群經成語為之，述而不作，深合蒙以養正之旨。”
饒誌《藝文誌》中的說法，有可能出自郭泰棣先生之說。２００７年，我在汕頭的舊書攤中，淘到光緒乙酉年（１８８５年）鐫、版藏潮陽南桂坊東壁齋的《大三元經》壹本，封面明確刊明：“韓夫子著”。這個版本，與上述李萬利本、潮陽郭泰棣輔仁堂本壹樣，都是２１０句，６３０字。
經過對上述三種版本的反復比較分析，筆者認為：１、三種潮汕地區流行的童蒙訓學《大三字經》（或稱《大三元經》）版本，句數與字數相同，只有個別字寫法不同，如有的版本“毋”字寫成“母”字，“曰”字寫成“日”字；全書也只有二處有出入：①潮州李萬利本第２３句為“蒼庚鳴”，而其它二版本為“倉庚鳴”；②光緒潮陽本第１５２句為“從作義”，其它二版本為“從作乂”，大同而小異。故三個版本應都是饒誌藝文誌中談到的那本《三字經》；２、饒誌《藝文誌》中提到潮州誦習之《三字經》相傳為趙德所輯，“然無確證”，此四字十分重要。饒先生只是把“相傳”誌於書中，以存查之；３、光緒乙酉年潮陽南桂坊鐫《大三元經》著作者“韓夫子”。
韓夫子，何許人也？韓愈（公元７６８－８２４年），唐代著名散文家、詩人、文學理論家、教育家。唐憲宗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壹月，因諫迎佛骨而被憲宗皇帝貶為潮州刺史。他治潮八月，訪貧問苦，為民除害，舉趙德為士子師，興學育才，政績卓著，而被潮人稱為“文公”。潮人為了紀念他，把潮州的雙旗山改稱為韓山，流經潮州全境的惡溪改稱韓江，相傳韓愈手植的橡木被稱作“韓木”，並在潮州府公堂後立廟紀念他。北宋元祐六年（１０９１年），潮人建新韓文公廟，蘇東坡撰《潮州韓文公廟碑》記。可見，潮人“獨信之思，思之至。”因此，古時潮州，可被潮人尊稱為韓夫子者，非韓愈莫屬。４、韓愈治潮，舉趙德為士子師。趙德請大文豪韓愈寫壹童蒙誦讀的《三字經》供潮人士子習讀，是自然而然的事。然因該經只集群經成語，述而不作，這在韓夫子看來，也只是“小菜壹碟”，故不署其名。所以，自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以來，盛行於潮汕士子中的《大三元經》，知其真正作者者甚少。故韓愈此作便散軼於潮汕民間。
韓愈《大三元經》，早於相傳宋·王應麟編撰、流於全國的《三字經》壹個朝代，並只通行於潮汕地區。潮民“知學”，訓蒙養正，學風甚盛，宋、元、明、清時期潮汕士舉科第的空前繁榮，與此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