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民族誌來源於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是通向人類學、民族學的重要渠道，但不是唯壹渠道。如上所述，田野是人類學研究的生命線，民族誌的生成是壹個從田野實踐到文本寫作的過程。可以說，民族誌的寫作不能完全說依靠田野調查，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密切相關的。我們知道，在田野調查出現之前，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都被稱為“坐在扶手椅上的學者”，這些學者都是基於閱讀和整理文獻來生成民族誌的。這也說明民族誌可以不用實地調查就能寫成，但這也涉及到壹個民族誌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第二，民族誌的寫作是田野調查方法的外在體現，其內容是否科學反映了田野調查或田野工作方法是否科學。《西太平洋的航海家》主要以特羅布裏恩德島民庫拉的特殊貿易方式為主線，但它不僅僅是壹本致力於描述當地人民經濟生活的書，還涉及到制度、儀式、婚姻、技術、語言等各個方面，試圖全景式地還原當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家》壹書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到民族誌和田野調查之間的微妙互動。人種學家和人類學家不得不依靠各種科學手段來清楚地調查他們的研究對象。文獻的確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如果有更真實或者更科學的方法，那就是田野調查。
場域是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壹條重要主線，甚至是其研究的生命線。壹部民族誌的生成是壹個從田野實踐和調查到文本創作和寫作的過程，它的生成過程最能體現田野調查與民族誌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