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以來中國專制君主所提倡的“儒學”，其實並不是先秦時期的原始儒學，而是董仲舒為適應專制統治者的需要而改造後創造的偽儒學理論。對於真正的原始儒學(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專制暴君是不感興趣甚至反感的。原始儒學追求復古，要求克己復禮，反對統治階級任意征用和壓迫人民，反對對外戰爭，反對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孟子甚至有革命思想，認為人民有權反抗和推翻盜賊。就這樣，朱元璋對孟子恨之入骨，把他清出了孔廟。
董仲舒及其後期的《儒林外史》發揚了先秦儒家的糟粕，極力維護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秩序，把“君臣父子”的不平等社會關系視為理所當然，制定了壓迫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範，反對壹切可能導致等級制度破壞的社會變革。這壹理論實際上是為君主專制制度服務的，適應君主專制的需要，有利於麻痹下層民眾對統治階級的反抗。它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地位的重要輿論工具，自然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被視為官方意識形態。
此外，後期的“儒學”也有壹些積極的影響。比如儒家的世界觀，有利於多民族統壹國家的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的漢化，有利於中華文明的維系。經過從董仲舒到朱的不斷註釋，儒家四書五經強調了王朝的“正統”。這種“正統”有利於維護家族的政治制度和王朝的長治久安，調整統治階級的內部關系，緩和貴族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總之，漢代以後的儒學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就是有利於他們壓迫人民，有利於維護他們內部的安定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