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8編輯出版的王國維《人間詞話》64卷入手,參照王國維徹底悲觀的美學觀和王國維“境界”的代表性理論,揭示王國維獨特的“境界”壹詞的本質含義。
王國維境界,意境,人間詞話
壹個
王國維1908年出版的《人間詞六十四首》中,只有第四十二首不用“境界”二字,而用了“意境”二字。原文是:
古今詩人都沒有白石那麽高的格調,都不願意在意境上發力。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麽寓意,不能和壹流作家比[1] (P360)。
其他63個都是“境界”和“境界”。比如“風景不是唯壹的,喜怒哀樂也是人心中的境界之壹。”他所說的“境界”,即“境界”,可以看作是王國維詩學和審美本體論的標誌。至於“境界”二字,王國維常常沾沾自喜。他說:“但是,滄浪的所謂趣味,阮庭的所謂魅力,還是超出了真實。如果我選擇“境界”這個詞來探究它的起源。”這其實是王國維的詩意宣言。王國維,貫通中西,貫通古今,有個人的創作經驗。王國維從中國詩歌批評的數百個術語中挑出“境界”二字,難道沒有道理嗎?看壹個考證[2] (P112)。
1905年,王國維論述了學問的三種境界,在他的《文學十七論》第五篇中寫道:古今大事業,大學問者,不能不經歷三課:“昨夜西風調樹。獨在高樓,望天涯。”(《顏的《死》)此第壹類也。“腰帶越來越寬,我不後悔。我為伊拉克消瘦。”(歐陽永樹《最近的花》)這第二類也是。“眾裏尋他千百度,壹轉身就看到了他(應該是“驀然回首”),那個人就在(應該是“但是”)那裏,當時燈火闌珊。”(辛有安)
《玉案》也是第三類。不讀第壹、第二類,就能達到第三類。文學也是如此,有文學天賦的人需要很大的修養。
《人間傳奇》第二十六篇,這篇文學小品的結尾改成了:“這些話沒有壹句是大詩人能說的。但若如此釋言,未必得燕、歐諸王之準。”這裏用的是“階級”這個詞,沒有觸及“境界”或“境界”這個詞。在1907年《人類的話》第二稿的序言中:
文學的事,從內部足以過濾自己,但從外部觸及,意義和語境。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是因為可以觀賞。
範是《人間詞話二稿序》的作者,但它是王國維經王國維的學生考證後所作(見《王國維先生年譜》),這壹理論已為學界所公認[3] (P322)。而王國維的定義是不確定的,他還是在尋找“意境”或者“意味”和“環境”。最後,到了《人類的話》(1908),這才呼之欲出,第壹本書是:
詞以境界為上,若有境界,自成體系,自有名句。此後,人間詞壇壹直使用“境界”或“境界”壹詞,把境界作為詩(詞)美學的最高統壹點,提出了“造境界”與“寫境界”,“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婉約”與“宏大”與“分離”,在《人間詞話》終稿中,用“境界”與“境界”兩個詞來形容詞。比如:
說氣質,說韻致,說神韻,不如說境界。有壹種境界,這是也,氣質,節奏感,風韻也在最後。有境界,三者也隨之。(最終草案13)
詞的風格要精煉,要能說詩不能說的,不能說詩能說的。詩的疆域很廣,但文字很長。(上壹期12) [1] (P369-383)。
1912年王國維寫《宋元戲曲考》,評論元曲文學時用了“意境”壹詞。
他的文章(指元曲文學)之美也可以用壹句話來概括:只是意境。為什麽有藝術性?俗話說,寫感情的時候,人心脾都是分泌的;寫風景的時候,暴露了人的耳目;在講述事情的時候,就像他們的嘴壹樣。擅長古詩詞的,不比元曲好。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從文學《小言》的1905到宋元戲曲考的1912),王國維有時會用“境界”壹詞來建構其詩(詞)美學的理論框架。大多數學者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說實際上等同於“意境”說。比如王國維用的都是“意境”和“境界”,沒有本質區別[4](p 152);“意境”和“境界”的意義是壹樣的,“境界”是意義和境界的統壹。【5】(p 103)“寫作時,用詞多變,巖石多變,文章才不會平淡。靜安寫的不是科學報告文學,所以語境、意境、境界交替使用。我們怎麽知道有些口譯員不能區分它們呢?[6] (P106)。但也有學者認為王國維使用“境界”壹詞有深意,代表人物是朱光潛和葉嘉瑩。朱光潛說,“顏滄浪的(趣味)、王漁洋的(神韻)、袁建齋的“精神”,只能是片面的。王靜安引用的“境界”壹詞似乎更籠統,所以這裏采用[7] (P114)。葉嘉瑩推斷“世界”是由佛教“六根”(詳見佛經翻譯)所具有的“六根”功能及其純粹的精神指向而達到的。在作品中作出生動真實的表達,讓讀者得到同樣生動真實的感受,這就是‘境界’“[’”[8](p 221-220)。此外,他還認為,自古以來,“境界”、“境界”這兩個詞被引申為多種含義,“足以概括壹切作品的各種內容,也可以作為衡量各種作品藝術成就的基本標準”[8] (P220)。朱光潛、吻王為何不用“意境”壹詞來構建其詩歌的美學框架,王作品中“意境”與“境界”之間是否有吻?無可奉告。
與上述兩派不同,有人認為王國維前後矛盾。他改變或發展了“境界”理論。持“變”論的周在文章中提出了“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從我看物”、“人間之言”三原則。有不同的提法和推論:王國維修正了他的境界說。對於王國維如何修正境界說,周未能追根溯源。僅從側面,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壹些論證與叔本華的唯心主義美學觀不壹致,說明王國維有意修正其境界說的原因,如不提“以物見物”、“不必見世”等等。近年來,致力於王國維研究的青年學者夏在《世紀初的苦魂》壹書中認為,王國維發展了“境界”說,提出了“意境”說。他認為意境的意義等於境界的內在美,然後境界就可以作為景物或景物造型的解決方法[9] (P38-42)。這樣,“意境”既可以涵蓋浪漫主義作品,也可以涵蓋風景性作品。相對於“境界”這種純粹的精神高度,“意境”的內涵明顯帶有壹種詩意的氣質,這就必然收縮了“意境”的外延,也就是說,有“意境”的人必然有“境界”,但有“境界”不壹定是“意境”。夏的判斷首先經不起時間的推敲。(註:王國維在1907《人間詞話》第二稿序言中使用了“意境”壹詞,而王本人主編的《人間詞話》出版於1908),雖然王國維在《宋元考據》(1912)中使用了“意境”壹詞。其次,王國維的“意境”這壹與“妙”相似的思想在《人間花刺》終稿中被完全刪除,而不是作為正文收錄。這也讓持“發展”論的夏實甫大失所望,只能推測王國維珍視“意境”論,有意另辟蹊徑,不願讓《花刺》中的寶藏全部被刷走[
考證王國維關於詩歌美學思想中的“境界”與“意境”或“境界”與“意境”的理論,應以朱光潛、葉嘉瑩為依據,可惜“境界”與“意境”並未放在壹起詳加研究,似乎只入了門,未能贏得朝廷。本文認為,要理解王國維“境界”詩學美學思想的實質,揭開百年來眾說紛紜的迷霧,只能從王的《人間》入手,將他的審美悲觀主義美學觀與自己的創作嘗試——《人間》、《靜安詩稿》聯系起來,才能追根溯源,曲妙歸王”。
二
《地球上的花刺》第三篇說:
有我之境,無我之境。“淚問花不語,紅飛過秋千。”“弧亭閉春寒,杜鵑聲落霞”。這是我的地盤。“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潮在起,白鳥在悠悠落”。沒有我的位置。我有壹個地方,我從我的角度看事情,所以壹切都是我的顏色。沒有我,我們以物觀物,不知道什麽是我的,什麽是物的。古人寫我境界的文字很多,開頭之前寫不出我的境界,英雄可以立耳。
在《人間詞話》第二稿的序言中,它說:
文學足以過濾掉那些由內而外,意義和語境在動的人,以及那些被意義和語境迷惑的人,然後以語境取勝,或者說以意義取勝,如果缺了其中壹個,就不足以說文學了。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是因為可以觀賞。對於看我的人來說,意義大於環境;對於看東西的人來說,情境多於意義,但看我沒什麽,看我就有了自己。所以兩者往往是交織在壹起的,可以偏頗,但不能偏頗。文學作品是否作品,取決於它的意境和深度。
周發現了王國維“境界”與“意境”的不同提法,並指出很難將兩個範疇結合起來:第壹,“意境”是壹個完整的概念,“意境”是“意”與“境”的結合。第二,這裏的作品有三種:意境渾成,境勝,意勝;境界論中只講創造和書寫境界,有無我的境界,描繪景物和真情,境界有大小(《人間詞話》中的二、三、六、八),不分三種。第三,我在這裏看事情。在_ _ _ _ _ _ _ _ _的定義中說:“我以我自己的環境看事物”和“我不以我自己的環境看事物”,兩者都是事物;在此基礎上,周認為王國維修正了他的境界說[2] (P112)。周的三點很重要。本文認為應該從這裏入手,考察王國維為什麽要在1908年出版《人間詞話》,並在1907年《人間詞話二稿》的序中替換“意境”壹詞。
三
王國維對自己的詞作評價很高。他推薦李後主為古今詞界第壹大師,引用尼采“壹切文學,我愛用血寫”。認為“已故領主的話真的是所謂的血書。”有種感覺是釋迦牟尼和基督要為人類的罪惡負責。"(《人間詞話》18),同時覺得他自己的歌詞能趕上已故大師太白,能與“自北宋以來只有壹個人”的納蘭容若比肩。那麽他的歌詞和古今壹流的人有什麽相似之處呢?仔細考察可以發現,那是詩人的眼睛[1] (P380),叫做“望古今朝”。看世界時,心印物,心映境,其心性和意義必然上升到與人類相同的“生命意識”和“宇宙意識”。要通過“情深”“境界大”的詩意境界,真實地表現人的本真——人的悲哀。具體來說,所謂“人情”,就是由邪惡的意誌和對生命的渴望而必然產生的“人的日益增長的仇恨”和作為這種長期仇恨的壹個插曲的短暫的快樂[10]在王國維看來,真正達到這種無我狀態(超越“自我”,達到人類的“自我”)的,只是少數人。他在自己的手稿A中引用了《浣溪沙》、《梁祝》中的《昨夜之夢》、《手稿B中的《百足朱樓》中的《天盡頭同樣的雲》,認為都是“忘了意境,融物與我:翺翔於八旱之面之上,卻抗百年之心”。(《人間詞話》第二稿序言)。
佛在《論人間詞話與叔本華美學》壹文中指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有38個帶“人”字的詞,在夢裏相互依存(28處)。他說:“人間詞作之所以取名為《人間》,就在於:這是壹個只如風的人間。整個《人間詞話》都變成了《人間》的悲歌,《夢》的悲歌!”
“這裏面有晚清危亡現實的折射,有傳統英雄主義和厭世思想的呼應,更多的是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深度沈浸:從盲目的意誌本體論到整個悲劇人生。《人間詞話》的主旋律就在這裏。”[11](p 131)
因此,王國維聲稱他的人間詩“真能以意境取勝”,其“意”與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意”不同。“中國古代詩歌中有很多政治倫理的含義,哲學的含義很少,這也是中西詩歌的區別。王靜安將西方哲學融入詩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愧為新詩的成功實驗。”[12] (P110)王國維用叔本華尼采的悲觀哲學作為歌詞。他的成就是什麽?看看他的代表作《浣溪沙》:
壹日終雲暗低垂,大雁逆風飛,江湖疏定居。看著羽毛落在金丸上,在閨房裏努力調整酰基,今天的盛宴比往常更好。
在這首詩中,詩人以壹個超越特定歷史時空的詩人的眼光,以“弧鵝”的形象,投射了人類的悲劇命運。弧鵝失群逆風而行,但命運難料,災難嚴重。它被射彈擊中,成為少男少女的壹頓美餐。詩人將弧雁設置在《天空、雲和風》有人評論說“這個詞的沈重、痛苦和悲傷,深深地烙上了垂死的腐朽的封建貴族的烙印。”[2] (P360)這種理論是膚淺的。據周策宗先生考證,《人間詞話》定稿於1905至1909。這時候的清朝還活著,作者的詞作大部分都是真鮮真傷,可憐的應該是平凡的生活。[13] (P14)周策宗先生的觀點確實道出了王《人間詞話》所要追求的境界,但要說《人間詞話》所表達的悲觀情緒和悲憫情懷與王國維所處的封建末世場景無關,也未必現實。如果我們把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理解為“人生只有,(“采桑子?《高城風潮》);“試著看看高峰上的明月,偶爾睜眼看看紅塵。身體差在妳眼裏就是壹個人。”“浣溪沙?把“山寺流浪”等詞從“傷其時”看做他“憂生”、“憂世”的宗教情懷,即所謂“其人生經歷之悲哀”(《人間詞話》第十八部),似乎更為合理。從《人間詞話》問世以來的反響來看,他是否真如王所言“意亂情迷”,達到壹流水平,可與白皇後等壹流詞人相提並論,似乎還不能確定。但從其立意和語境來看,他確實突出地體現了王國維的詞學美學追求,即以“執著於時空中的壹個微小點,使之永恒而平常”來表達對平凡人生的同情。為了“繼續在無數心中重現,雖然重現不落俗套。“[14 ] (P114).
四
我理解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第二稿序言中所謂“渾意與境”中“意”的真正指向,再回頭看看上面兩個引起歧義的詞,問題就豁然開朗了。
在《人間詞話二稿序》中,王提到的是“意境”,而不是“境界”。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意境”理論的結構,因為他是在王國維編著《人間花刺》之前寫的。王的“意境”說把文學作品分為三個層次。壹流的作品是“文意渾渾”,正如他說的:“太白,皇後,中心”等人的詩。其次,所謂“以境取勝”,是指天生看事物的人,環境大於意義,相當於“境界”論中的“無我環境”,但這個“無我環境”並不是真正的“無我”,因為“無所見我”,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也不是沒有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通過“物”來表現的——南山、東裏、悠哉、漢博、白鳥、連連等。所以說“環境大於意義”,“意義”是存在的,但很模糊。王國維說“不知何為我,何為物”,似乎與“渾意、渾境”的意思相同,這很容易讓人誤解,其實不然,因為王的“渾意、渾境”指的是叔本華所謂的“人的觀念”,即人存在的悲劇性意誌,或者說“生命的本質”
隱居的陶淵明和當時急著回家的元好問[15] (P75),在“立意”上顯然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所以他們(陶、袁)是不允許在“太白、後主、”壹流高手之列的。所謂“以意取勝”,就是“出門看我的人,比風景更有心意”,我的感情和心情比風景更外露,也就是“以我見物,所以壹切都是我的顏色”。在這些詩意的場景中,因為客觀景物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所以壹見面就知道我在那裏,也就是“看著我,我就在那裏”。但此時詩人所表達的感情都與世俗的生命體驗感和對世俗生活的關懷有關,所以具有恬靜自然的靜心在精神層面上更低,更遠離實現和真實表達“生命本真”和“生命大悲”的詩意境界!
那麽,這種古今中外詩人都很少達到的“意與境模糊”的詩歌境界,真的是“自我的境界”嗎
那又怎麽樣,還是“壹個沒有我的地方”?答:既是有我之境,也是無我之境,因為根據王《人間詞話二稿序》的意境理論,沒有無我的詩境,關鍵是看其中的“我”是否通過更模糊、更曖昧、更渺小的“我”而更慈悲、更恒久、更無足輕重。然後,這就是“渾意與境”——有境界!王國維“眾裏尋千百度”,他終於“挑出”了“境界”二字作為他詩歌審美本體論的標誌,並以此作為批評、創作論、鑒賞論的準繩,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都是高的。
在壹定程度上建構了他的詩歌美學思想。
談氣質,談魅力,不如談境界。有壹種境界,這是也;氣質,神韻,不也;有壹個領域,兩者都遵循。
[1] (P360)。
應該看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二稿序》中提出的“意境”說,是對中國傳統詩學“意境”說的突破。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意境”理論發展到王夫之、況周頤,還停留在對“情”與“景”詩關系的探討上。王夫之說:“景雖有心物之分,但況周頤說:“詩境界深幽——壹個善於抒情的人,卻把景和情寫在其中,這是北宋詩人常有的。“這與王國維的‘境界有我’,‘境界無我’,‘意大於境’,‘境界大於意’的思想是壹脈相承的,但他們(王、匡)談詩,是把‘意境’和‘風格’,‘氣質’和‘功力’放在壹起的。
“境界”作為其詩學理論的基本標準,並沒有把“意境”的精神層面提升到人的“自我”的境界,而大多停留在情感層面,王國維提出的具有“終極意義”、“生命意識”、“宇宙意識”的詩學境界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詩學批評中。
王國維繼承了中國傳統詩學的淵源,即長期沈浸在尼采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中,創作經驗豐富。當他發現自己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邏輯力量來構建自己新的詩歌美學理論體系時,他選擇了“境界”二字,而不是“意境”。主要原因是王國維的“意境”理論中,有兩個基本要素:意和境,這兩個要素在中國傳統的意境理論中很容易等同於情和景。王國維意境理論中的意義其實已經超越了傳統意境理論中的情感,這壹點上面已經討論過了。可以說王國維“意境”說的突破在於他對“意境”的構思,即苗嶽指出王國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中了“境界”二字。我們知道,自從“境界”壹詞被借用來翻譯佛經後,它的語義就從“境界”、“境界”變成了人的意識(六根對應的六根)所能達到的高度,成為專指人的精神維度和意識領域的術語。王國維看中了“境界”壹詞的語言特點,借用了它。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王國維的“境界”論和中國的“意境”論是完全不同的。王國維並不是先創立了“境界說”,後又改之。
王國維並不是先創造了“境界說”,然後才發展的。
王國維之所以找到“境界”二字,是因為他發展了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意境”思想,而沒有“境界”二字,實在難以找到更合適的術語來構建他的詩歌美學本體。他最終把經過他而發展起來的“意境”統壹到“境界”二字上當然,“境界”壹詞的詞源雖受佛教影響,但具有“我們的感性”[8] (P221-220)的特點,這也是王選擇“境界”壹詞而非“意境”的主要原因。
因為王國維發展了中國傳統的“意境”理論,最終主宰了他的“人間花刺”的“境界”
因此,從本質上講,王國維的“境界”論和他的“意境”論是壹致的,但王國維的“境界”論和“意境”論都不同於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意境”論。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本文開頭的《人間花刺》中唯壹壹個用到了“意境”的詞,就不會無所適從了。
古今詩人的格調高如白石,在意境上舍不得用力。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麽寓意,不能和壹流作者在壹起。
本文贊美白石的高格調,即高超的表現手法[16] (P8)。這裏的“意境”既不是“意大於意”的境界,也不是“意大於意”的境界,而是“意與境皆渾”的最高詞境,即“它真實地表現了人的內在本質和對生命意義的永恒的同情情懷”即使姜白石寫山水物象的手法高超非凡,如《太白》、《後主》、《鐘政》、 這幾個壹流的作者達到了“渾意與境”的最高境界,他們的作品指向人生的大悲,從而超越了他們的時空,具有永恒的意義。 因此,姜白石的詞的意境還沒有達到如此高的境界。因為最後壹點,使用“意境”和“境界”不會引起誤解。據周錫山考證,這首詞的原稿是:
古今詩人的格調和白石壹樣高,在意境上舍不得用力。所以他們覺得沒有寓意,寓意是二手的。他們的野心是明確而莊嚴的,但他們的目的是深遠的[1] (P360)。
比起王國維的手稿和定稿的刪改,王的意思就更明顯了。他所說的“落入第二手”,即不能與壹流作者相比,原因是“其目的”沒有達到“意義與語境模糊”的最高境界。在王國維看來,這是姜白石作為詩人的壹個遺憾。
同樣,我們來回顧壹下王在1902《宋元戲曲考》中的話:
他的文章(指元曲文學)之美也可以用壹句話來概括:只是意境。為什麽有藝術性?正所謂,寫情懷令人耳目壹新,寫景在人耳目,敘事就像它的嘴壹樣。擅長古詩詞的,不比元曲。
元曲屬於說唱文學,“曲自然化而詞雅化”,“自然化”與“雅化”是詞與曲在質的表達上的大致界限之壹[2] (P390)。元曲接近口語,有很多講真話的故事或情節元素,很難像“雅”的純抒情詩那樣表達詩人的生活感受,揭示生活的本來面目。所以這裏“意境”的使用,偏向於“意大於意”或“境大於意”的詩意境界。也就是說,元曲中那些形象生動、描寫傳神的作品,可以與王“意境”說中的第二、第三境界相媲美,而很少有“渾意、境界”的大制作。所以這篇文章最後說的是“古詩詞優秀的都是壹個樣,元曲也是如此”,而沒有說“古詩詞優秀的都是壹個樣”。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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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文藝網”
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父親王乃玉是商人。4歲時,他失去了母親,父親經常外出做生意。他對子女教育嚴格,養成了王國維孤僻的性格。他兩次去杭州參加省考,失敗了就傾向於學習新的東西。甲午戰爭後,我去上海為《泰晤士報》做秘書和校對。同時,我利用業余時間在羅振宇開辦的東方文學社,向日本人藤田豐八學習日語和理化課程。上虞的羅振玉看到王國維寫在扇面上的詩,稱贊他的才華,在經濟上幫助他,並留他在東文社做了壹個普通的仆人。國王發誓效忠羅振宇,壹生投靠羅馬尼亞。王於1901赴日本留學,次年因病回國。65438-0903南通師範學校教師,65438-0904江蘇師範學校教師,教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1906年,羅振宇調任北京,在學部為官,王緊隨其後,在學部總務走了壹遭,次年在學部圖書館做了編譯員。他對叔本華、康德和尼采的哲學感興趣。在教育界發表多篇哲學論文,介紹德國哲學,從事詞學、戲曲研究。1908年出版《人間詞話》,1912年出版《宋元戲曲考證》。
辛亥革命後,羅振玉、王國維逃往日本生活。羅對齊王說:現在世風日下,讀書人可以為所欲為,沒有理由還書。聽了羅的建議,王放棄了他以前的研究,專門研究經典和歷史。他利用羅振宇大雲圖書館收藏的經史、古器物、甲骨蔔辭、流沙墜簡撰寫了大量學術論文。1916他回到上海,在那裏被哈爾濱聘為學術叢書的編輯,後在寶生睿智大學擔任教授。他仍在從事壹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