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收入=銷售價格-可變成本總邊際貢獻(TCM)等於總收入(TR或銷售額)減去總可變成本(TVC，TC):總邊際收入=總銷售收入？總變動成本的單位邊際貢獻(C)等於單位收入或價格(P)減去單位變動成本(V):單位邊際收入=單位銷售收入單位變動成本的邊際貢獻率是反映銷售收入後所獲得的效益的比率，可以用以下兩種方法計算:邊際率？=總邊際收入/總銷售收入=單位邊際收入/單位銷售收入邊際收入(MR)=P(1-1/Ed)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收入可以用來補償生產中的固定成本，甚至超過固定成本，給企業帶來利潤。邊際收益可分為以下三種情況:當銷售收益低於盈虧平衡點時，收益不足以補償固定成本。當銷售收入等於盈虧平衡點時，收入正好補償固定成本。當銷售收入高於盈虧平衡點時，收入不僅會補償固定成本，還會產生利潤。農業收入低是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決農業收入問題。但從市場至上主義的角度來看，解決這個問題似乎還很遙遠。從西方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中國農業壹直受“邊際效益遞減”規律支配。對於大多數傳統的農業生產項目來說，更多的投入所增加的產出實際上不足以彌補投入的價值。這使得國家補貼成為必要，否則農民不會增加投資。30年前因分田而聞名天下，30年後因貧困而聞名天下的小崗村，已經在呈現這種現象。有報道稱，雖然國家給了小崗村每畝幾千元的補貼，但村民種植的葡萄仍然利潤微薄，所以他們在生產中花費了國家給的農業補貼後，不願意投入個人資金。這個案例說明，即使國家投入巨額農業補貼，也無法與市場經濟的巨臂抗衡；農業邊際收益持續下降將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長期趨勢。這必然會誘導農業生產資源流向比較收入較高的部門。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資源向城市流動已經成為“三農”領域的壹個重要現象。雖然有人為此歡呼雀躍，但我們必須正視這樣壹個事實，農村勞動力的流失會導致留守農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農業生產中。但問題是，當留守農民覺得多投資“不劃算”時，他們會選擇更低水平的生產維持。除非農業經濟的收入變得高於城市經濟，否則流失的農村勞動力不會回到農村。農業比較收入下降導致農村勞動力短缺和老齡化；農村勞動力的短缺和老齡化將進壹步降低農業生產率和收入。這種惡性循環使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基本不可能。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政府幹預會導致價格扭曲，使完善的市場機制失效；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但面對市場機制的巨大力量，他們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信心。厲以寧和黨作為“制度經濟學”的信奉者，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土地所有權。他們認為通過解決土地所有權等制度性問題，可以無限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也是壹個計劃。然而，其實很容易看出，它的本質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那些年被引入歧途的“大躍進”宣稱，好的制度可以創造無盡的奇跡。因此，我們來做壹個大膽的假設:那些堅持“土地永久保有制度可以極大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人，如果年齡夠大的話(如厲以寧、黨國盈)，壹般都有在大躍進中持狂熱立場的歷史——盡管他們現在對那場運動持堅定的批判立場，仿佛與他們無關。邊際收益遞減定律邊際收益遞減定律，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當壹種可變的生產要素投入到壹種或幾種不變的生產要素中時，這種生產要素的增加起初會使產量增加，但超過壹定限度後，增加的產量就會減少，最後產量肯定會減少。按照這個規律，如果連續增加壹個相同增量的投入(其他投入不變)，那麽由此引起的產品增量在超過某壹點後就會減少，也就是說邊際產品會減少。生產需要四個基本要素: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貨物和企業家才能。生產壹定量的產品，就要消耗壹定的要素。在壹定的技術條件下，這壹要素的比例是壹定的，即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改變某壹要素的投入必然會影響產出。從壹開始，邊際產量就相對穩定(也有可能邊際產量會因其他要素的非最優貢獻而增加)，因為有剩余的其他要素，可以保證這壹要素在最佳比例下得到充分利用；達到壹定的要素比例後，邊際產量會下降，因為這個要素是過剩的，沒有按照最優比例充分利用，因而邊際產量會下降，最後在其他要素耗盡後產量也不會增加。邊際收益遞增定律邊際收益遞增是指:在知識經濟中，隨著知識和技術要素投入的增加，產出越多，生產者的收入越多。這個規律是建立在知識經濟基礎上的，在知識經濟中，生產要素被簡化為知識投入和其他物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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