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全盤否定。
2015-14 半月刊明德講堂
Moral Lecture
45 2．民族虛無主義荒謬言論還有市場 中國的民族虛無主義是隨著西方堅船利炮入侵而產生的，從本質上說是崇洋媚外的產物。民族虛無主義者鼓吹全盤否定中華文化乃至中華民族歷史，無視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與文化精華，乃至故意混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時下民族虛無主義並未退出歷史舞臺，某些“月是西方圓”的論調仍然很有市場。否定中華傳統禮制具有合理因素或說內在價值，便是民族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之壹。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反思中華文化存在的弱點與缺陷是完全應該的、必要的，但若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與宣揚，進而自戕中華文化精華而去仿效西方壹些皮毛，則有丟了西瓜拾芝麻之嫌。事實上，中國近代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要實現國家獨立、民族振興、國力富強、民眾幸福，是不能走依靠乃至投靠西方資本主義這條道路的。 實際上，中華傳統禮制既不是從孔子開始，也不是儒家專利。中華古“禮”遠遠早於孔子而存在，盡管原初相當簡陋，但它確實是先民處理人際關系的最早準則。後來，經過周公“制禮作樂”，經過孔子宣揚與踐履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再經過後來各派思想家的理論探索，以及政治家的推行與踐履，中華傳統禮制經過數千年的積澱與反復建構，日臻成熟和精致。先賢孜孜以求的禮治，既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彼岸理想，也融匯著中華先民的追求與夢想。其中反映中華民族寬厚、平和、誠敬、謙讓、慈愛、孝悌等品格的精華部分，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民族認同與民族和諧的基石。顯然，民族虛無主義否定中華傳統禮制精華的實質是否定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否定文明古國的歷史傳統！ 3．拜金主義對個人道德底線造成沖擊 改革開放之後，黨和國家鼓勵勤勞致富，人們可以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前 提下理直氣壯地賺錢，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但不要忘記，應當“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致富不忘行善。反之，取之無道，見利忘義，驕奢揮霍，為富不仁，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惡果。近年來癡迷金錢、崇拜財富、享樂至上、見利忘義、極端自我的拜金主義潛滋暗長，對社會道德的沖擊非常明顯。拜金主義扭曲了某些人的價值觀，混淆了勤勞致富與損人利己的界限，腐蝕了正常人性，導致道德淪喪，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4．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禮儀行為不易紮根 良好的禮儀習慣應該從小培育，家庭教育極其重要。家長文明禮貌，自覺抵制不良習慣，以身作則，才能使孩子從小養成良好道德。反之，家長自身有不良習慣，對孩子潛移默化，其影響也是極大的。有些家長在公***場合鼓勵或縱容孩子爬樹摘花，如此怎能讓子女長大後遵循文明禮儀、具有公***道德觀念？ 三 對於時下道德失範、禮義缺位的現象，我們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可無動於衷，必須亡羊補牢，建立規範有效的當代禮制體系，建立良性的社會秩序。彭林先生在《當代工業文明與傳統禮樂文化》壹文中說：“提倡禮樂文化，有助於提高公民的素質。”彭先生所講的公民素質其實便是公民道德素質。那麽，剝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之後，它有哪些現代價值或哪些可以借鑒的地方呢？ 1．追求理想之夢，提升國人道德境界 中華傳統禮制追求禮義，追求個人完美的道德修養與精神境界，其終極目標是達到國家、社會、團體、家族乃至個人之間和諧關系。《禮記?禮運》稱：“大道之
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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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China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裏描述的大同世界是個天下為公、和諧有序、賢能當政、講信修睦、團結互愛、社會穩定的局面，這便是中華傳統禮制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禮義不僅表現為“進退周旋，威儀抑抑”（《宋史?樂誌》）外在形式，而且體現為道德提升與精神境界的完美。 在我看來，孔子是壹位懷著建立壹個大壹統、和諧安寧社會的理想主義思想家，他追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天下，實際便是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在孔子看來，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便要努力將人培養成有相當道德水準、遵禮行禮的“君子”。古人強調“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認為“德輝動於內”，禮才能使“動於外”，即內心真誠，輝映出內在的道德，才能生發出本真、雅致、規範的禮儀行為，顯示出來的便是真正的禮義。 顯然，先哲把培育遵禮守道的理想人格、提升君子之道德境界作為畢生追求之目標，因為這是實現大同世界之基礎。如果轉換成現代視角，那麽我們就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培養道德人格，提升國人道德境界，從而講信修睦、團結互愛，使社會更加和諧有序、穩定安寧。總之，中華傳統禮制要求秉持嚴肅恭敬的人生態度，加強道德自律，培養道德情操，註重行為踐履。 2．正確理解義利之辨，增強國人誠信觀念 義利關系實際是道德行為與物質利益的關系，“義利”之辨是中國古代有關道德行為與物質利益關系的分辨。中國先哲對義利關系有甚多論述。孔子強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要求“見利思義”“義然後取”（《論語?憲問》）。孟子主張“舍生取義”（《孟子?告子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解釋道：“正其誼，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顯然，先賢在對待義利兩者關系上，強調見利思義、以禮行義，即主張道德自覺、遵禮守道，以對國家、政治、經濟、倫理及社會風尚之優劣作為價值取向，以此來臧否個人行為。這些基於禮義基礎之上、從道德角度來區分義利的觀點有其可取之處，我們不必也不能全然擯棄。這是先賢對社會整體利益的嚴肅思考，是保障國家政治有序運行、保護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理論總結，是他們對國家治理理論的重大貢獻。 實際上，正確的義利觀應該將權利與義務結合起來，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時也充分肯定與鼓勵公民通過合法渠道、正當手段來獲得正當利益。由此，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傳中國古代的義利觀，不必將“義”單純視為封建道德而加以否定，不必將義利對立起來否定義之功效。如此才能正確理解義利兩者關系，增強國人誠信觀念，徹底與拜金主義劃清界限，從而構建出有序、和諧的經濟秩序。 3．遵禮守法，禮法結合，培育國人道德自覺 在中國古代，禮法合壹，要求人們遵禮守法，違禮即違法。這既是壹種出自較高道德要求之下的自覺的道德實踐，又是法律規定之下的強行要求，因此要求人們壹舉壹動都需遵禮守法。當時，統治者對禮所具備的協調各種關系的功用是非
常了解的，他們都企望用禮來治理天下。
47 《禮記?祭統》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剔除其中封建質核，著眼於領導與下屬***同維護和遵循禮的規範與準則，將“治人之道”（當然包含法律規範）與禮緊密聯系在壹起，以達到上行下效之目的，確實富於啟示意義。《左傳》強調：“君子之行也，度於禮。”這是從道德的自覺來談禮的。《國語?楚語上》說：“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這是從禮之規定來談提升國人道德水準的。可見，中國古代所謂的“禮”，在等級關系之下體現出的社會功效，力圖制定出壹整套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人際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當然，時代變遷，傳統禮制中強調的封建等級制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但傳統禮制中所倡導自覺遵禮循法這壹原則，是完全可以去粗存精、古為今用的。 其實，古代禮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規範之用。《禮記?經解》稱“禮禁亂之所由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顯然，古人早就註意到通過禮可以“止邪於未形”，使人們“徙善遠罪”，達到“禁亂”和教育人們的目的，發揮禮制防止犯罪、培養君子的作用。那麽，我們完全可以吸取古禮那種“徙善遠罪”觀念，嘗試構建新的禮義體系或禮儀制度，教育國人，從而提升其道德水準，造就更多新時代的君子。 從中華傳統禮制禮法緊密結合這壹特點可以得出這樣壹種啟示：禮法不能脫節，既不能重禮輕法，也不能重法輕禮，需要禮法結合，禮法並重。過分誇大“法”的強制作用，無法解決國人道德提升問題；誇大“禮”的教化作用，以為禮萬能，無法解決國人違法之事。因而，我們可以根據中華傳統禮制禮法結合這壹特點，從提升國人道德自覺入手，弘揚社會正氣，不斷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和社會文明 程度，普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規範，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私德建設，這無疑是對國家、社會、人民有百利而無壹害之事。 4．實施禮儀教育，建設新時代的道德規範 中華傳統禮制註重禮儀教育，能起到鑄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進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重要作用。 我國自古便有蒙學，內容之壹便是教育兒童自幼養成良好的日常生活習慣，初步具備基本的倫理道德，懂得禮儀規範。孔子多次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朱熹《童蒙須知》千余言，概括起來便是壹個“禮”字。 實際上，中國古代禮制教育並非僅是壹種外在的禮儀教育，而是內外結合，側重內在的道德修養，力求培養君子的教育制度，因此它蘊涵著豐富的可供采擇的要素。《禮記?內則》對自幼及長的禮制教育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而且強調終身力行踐履，隨時學習。古人還明確說過“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無庸徒事言詞”（《圍爐夜話》），強調家長身為表率的道理。我們可以通過禮儀教育培養新時代的君子，建設新時代的道德規範。 概言之，在剝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之後，它確實具有可供我們借鑒的現代價值，對扭轉當下道德失範、禮義缺位的不良現狀，提升國人的整體道德素質，建立規範有效的當代禮制體系，建立良性的社會秩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