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飲產品由於地域特征、氣侯環境、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會出現在原料、口味、烹調方法、飲食習慣上的不同程度的差異。正是因為這些差異，餐飲產品具有了強烈的地域性。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造就了中西飲食文化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來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中國人註重“天人合壹”，西方人註重“以人為本”。
這裏簡要從下面三個方面談談中西方飲食文化的差異。
壹、兩種不同的飲食觀念
對比註重“味”的中國飲食，西方是壹種理性飲食觀念。不論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而營養壹定要得到保證，講究壹天要攝取多少熱量、維生素、蛋白質等等。即便口味千篇壹律，也壹定要吃下去——因為有營養。這壹飲食觀念同西方整個哲學體系是相適應的。形而上學是西方哲學的主要特點。西方哲學所研究的對象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為形上學理，形上學理互相連貫，便結成形上哲學。這壹哲學給西方文化帶來生機，使之在自然科學上、心理學上、方法論上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另壹些方面，這種哲學主張大大地起了阻礙作用，如飲食文化。在宴席上，可以講究餐具，講究用料，講究服務，講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麽豪華高檔，從洛杉磯到紐約，牛排都只有壹種味道，無藝術可言。作為菜肴，雞就是雞，牛排就是牛排，縱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盤中進行的，壹盤“法式羊排”，壹邊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壹邊配煮青豆，加幾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對比鮮明，但在滋味上各種原料互不相幹、調和，各是各的味，簡單明了。
中國人是很重視“吃”的，“民以食為天”這句諺語就說明我們把吃看得與天壹樣重要。由於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都處於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人們總是吃不飽，所以才會有壹種獨特的把吃看得重於壹切的飲食文化，我想，這大概是出於壹種生存需要吧。如果壹種文化把吃看成首要的事，那麽就會出現兩種現象：壹方面會把這種吃的功能發揮到極致，不僅維持生存，也利用它維持健康，這也就是”藥補不如食補”的文化基礎；另壹方面，對吃的過份重視，會使人推崇對美味的追求。
在中國的烹調術中，對美味追求幾乎達到極致，以至中國人到海外謀生，都以開餐館為業，成了我們在全世界安身立命的根本！遺憾的是，當我們把追求美味作為第壹要求時，我們卻忽略了食物最根本的營養價值，我們的很多傳統食品都要經過熱油炸和長時間的文火飩煮，使菜肴的營養成分受到破壞，許多營養成分都損失在加工過程中了。因而壹說到營養問題，實際上就觸及到了中國飲食文化的最大弱點。民間有句俗話：“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就是這種對美味的追求，倒使我們忽略了吃飯的真正意義。
中國人在品嘗菜肴時，往往會說這盤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進壹步問壹下什麽叫“好吃”，為什麽“好吃”，“好吃”在哪裏，恐怕就不容易說清楚了。這說明，中國人對飲食追求的是壹種難以言傳的“意境”，即使用人們通常所說的“色、香、味、形、器”來把這種“境界”具體化，恐怕仍然是很難涵蓋得了的。
中國飲食之所以有其獨特的魅力，關鍵就在於它的味。而美味的產生，在於調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熱以後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輔料的味以及調料的調和之味，交織融合協調在壹起，使之互相補充，互助滲透，水乳交融，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中國烹飪講究的調和之美，是中國烹飪藝術的精要之處。菜點的形和色是外在的東西，而味卻是內在的東西，重內在而不刻意修飾外表，重菜肴的味而不過分展露菜肴的形和色，這正是中國美性飲食觀的最重要的表現。
在中國，飲食的美性追求顯然壓倒了理性，這種飲食觀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也是吻合的。作為東方哲學代表的中國哲學，其顯著特點是宏觀、直觀、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國菜的制作方法是調和鼎鼐，最終是要調和出壹種美好的滋味。這壹講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體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國哲學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壹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諧調為度，度以內的千變萬化就決定了中國菜的豐富和富於變化，決定了中國菜菜系的特點乃至每位廚師的特點。
二、中西飲食對象的差異
西方人認為菜肴是充饑的，所以專吃大塊肉、整塊雞等“硬菜”。而中國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國烹調在用料上也顯出極大的隨意性：許多西方人視為棄物的東西，在中國都是極好的原料，外國廚師無法處理的東西，壹到中國廚師手裏，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足見中國飲食在用料方面的隨意性之廣博。
據西方的植物學者的調查，中國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種，比西方多六倍。實際上，在中國人的菜肴裏，素菜是平常食品，葷菜只有在節假日或生活水平較高時，才進入平常的飲食結構，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說，菜食在平常的飲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中國人的以植物為主菜，與佛教徒的鼓吹有著千縷萬絲的聯系。他們視動物為“生靈”，而植物則“無靈”，所以，主張素食主義。
西方人在介紹自己國家的飲食特點時，覺得比中國更重視營養的合理搭配，有較為發達的食品工業，如罐頭、快餐等，雖口味千篇壹律，但節省時間，且營養良好，故他們國家的人身體普遍比中國人健壯：高個、長腿、寬大的肩、發達的肌肉；而中國人則顯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黃質弱。有人根據中西方飲食對象的明顯差異這壹特點，把中國人稱為植物性格，西方人稱為動物性格。
三、飲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飲食方式有很大不同，這種差異對民族性格也有影響。在中國，任何壹個宴席，不管是什麽目的，都只會有壹種形式，就是大家團團圍坐，***享壹席。筵席要用圓桌，這就從形式上造成了壹種團結、禮貌、***趣的氣氛。美味佳肴放在壹桌人的中心，它既是壹桌人欣賞、品嘗的對象，又是壹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們相互敬酒、相互讓菜、勸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體現了人們之間相互尊重、禮讓的美德。雖然從衛生的角度看，這種飲食方式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但它符合我們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和”這個範疇對後代思想的影響，便於集體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難以改革。
西式飲宴上，食品和酒盡管非常重要，但實際上那是作為陪襯。宴會的核心在於交誼，通過與鄰座客人之間的交談，達到交誼的目的。如果將宴會的交誼性與舞蹈相類比，那麽可以說，中式宴席好比是集體舞，而西式宴會好比是男女的交誼舞。由此可見，中式宴會和西式宴會交誼的目的都很明顯，只不過中式宴會更多地體現在全席的交誼，而西式宴會多體現於相鄰賓客之間的交誼。與中國飲食方式的差異更為明顯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將所有食物壹壹陳列出來，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動自由，這種方式便於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不必將所有的話擺在桌面上，也表現了西方人對個性、對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擾，缺少了壹些中國人聊歡***樂的情調。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感性與理性之間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似乎在隨著科學的發展而變的模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以不再只註重菜的色、香、味，而更註重它的衛生與營養了。尤其是在經歷了非典以後。還有，人們因為越來越繁忙的工作，覺得中餐做起來太麻煩，不如來個漢堡方便等。這樣壹來在飲食上差異也就不太分明了。
從音樂中如何反映的出中西方文化差異
這個很簡單，其實說起中西音樂的差異。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在調式上的應用了吧。我們中國最早的調式為五聲調式也就是說只有1 2 3 5 6這五個音給成壹個完整的音階。只要是這幾個音組成的歌曲就形成了最有我國特色的民間音樂。而歐美等則不同，他們用的完整的七聲調式。而且歐美音樂最大的特點不是在於旋律，而是在於和聲方面。我記得以前看過壹本書上說過，也不知道準確不準確。中國是對世界上旋律貢獻最大的國家，而歐美則是對和聲方面的貢獻比較大。不知道這樣說，妳能不能搞得懂。
簡單來說，壹首歌裏如果沒有4 7這兩個音存在。他必然是壹首中國的民間歌曲。當然現在中國的流行樂除外。
歐美方面，妳可以聽聽其中的和聲部份很是經典的。我的水平就麽高，如果有什麽說的不對的地方。讓其它高手給妳解釋壹下吧，呵呵！！！
從電影中看得出哪些中西方文化差異
盡管現實中的迷信意識早已在唯物主義面前敗北，但至少在藝術和電影中，富有靈性的東方文化還是不時地顯現出優勢。超現實主義電影，最能突顯東西方文化的這種差異和差距。在楊德洛維斯基的《聖山》中，我們便可見墨西哥大師是如何不惜壹切地賣弄奇幻同時又小心翼翼地為自己的“超現實包裝”尋找科學的解說和理由。其實，西方此類電影很多時候都局限在以超現實主義現象驗證著現實，而此時東方電影卻能灑脫地以現實主義原則解構超現實主義現象。比較《雨月物語》，我們就會發現溝口健二是如何自信並理所當然地讓鬼魂隨心所欲地出入銀幕。然而也正是他這種天經地義的自信，才使影片始終籠罩著壹層虛實結合的快慰和朦朧幽哀的淒美意境。
壹 .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賴的地理環境基礎的差異為依據，我們可以把中西文化雙方分別歸結為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謂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
“壹方水土養壹方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這是造化之功，同時也說明自然環境對人格塑造影響的巨大。“人的個性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壹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2]這裏的環境不僅包括社會環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對人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覺不自覺地得到某種熏陶和影響。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華民族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三面連陸壹面靠海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從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強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誕生於半封閉大陸自然環境的儒家倫理，教誨人們重土輕遷，安貧樂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們在久遠的傳統中沈澱了壹種封閉的惰性心理和慣性思維方法，保守，缺乏開放的意識；眷戀家園故土，提倡清靜無為；安於現狀，墨守成規，因循守舊，風險意識和競爭精神不強，時間觀念和進取意識淡漠。所謂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這個道理。“東方人並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競爭意識，他們總是顯得嚴肅、執重，從不著急，時間觀念淡漠。就象‘效率’壹詞代表著西方社會中支配人們思想的基調那樣，中國人常說的‘馬馬虎虎’壹詞也表明了他們對生活所持的態度。”[4]生活圈子的狹隘與封閉，人與人之間接觸的固定性和長久性，為了能夠和睦相處，國人非常註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既文章”，這也培養成國人謙虛、謹慎、忍讓、含蓄的傳統美德。中國的這種自然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影響下的文化傳統養成中華民族內傾型人格。而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與古羅馬均處在半島之上，多面臨海，海上交通發達，航海貿易繁榮，這就使這些國家形成了打破血緣關系的開放式的社會。激烈的社會動蕩、頻繁的人員往來和波濤洶湧、變幻莫測的海洋形成其開放變易的文化品格，鑄就了其靈活、開放、勇敢、進取、協作的民族精神，倡導艱苦奮鬥和自強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革故鼎新，富有冒險精神和挑戰勇氣。在西方，也正是這種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文化傳統養成西方人那種外向型人格。 “在馬克思看來，地理環境是通過在壹定地方、在壹定生產力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關系來影響人的……”[5]/p>
因此，對於對形成的文化觀念影響巨大的自然環境對人格的影響，我們既不能加於誇大，也不能過於縮小，既不能過於強調，也不能隨意忽視，而應該客觀、公正。正如羅素所說的“目前的科學不能完整地說明國民性問題。氣候和經濟環境雖說明了壹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倫理型文化與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雙方的價值取向的差異，我們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別概括為倫理型文化與功利型文化。
中國傳統倫理總體取向是重義輕利。“利義之辨”是貫穿中國文明史的壹個基本問題。主張義利兼顧的墨家由於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張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義利皆無的道家則把把功績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標準之外，這種主張盡管壹度與儒家義利觀並駕齊驅，但由於不合當時社會需要而不為統治階級所用。作為支配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張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 “以義制利”，提倡義利發生矛盾時，應當舍生取義。泛道德主義的中國傳統，用道德解釋壹切，導致國民樂於言義恥於談利，重道德修養，輕外在事功的價值取向，從而導致科學在古代中國失去獨立的人格價值和社會地位。人專註於自身的內心世界，喪失對理性和自然的興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傳統和對科學的探索熱情。道德與理性的分離，使中國傳統出現反理性的傾向，從而阻礙了中國科學精神的發育。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古代空論玄談盛行，科學衰微和商業不發達的深層原因之所在。科學技術被視為淫技奇巧，商人被貶為四民之末，從而也導致中國古代科學盡管發達卻難於付諸施用，商業發展緩慢，國家積貧積弱的嚴重後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對象。
在西方，盡管我們說，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其社會價值觀念復雜多樣，但是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個人的權益的實現，並且認為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與生既來的，是天賦的。趨利避苦是個體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權利和利益的過程中不須負任何道德責任，可以不擇手段。故此，功利主義始終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主流地位，起主導作用。毫無疑問，這種功利主義對於催生後世資本主義萌芽取著催化劑地作用，但也使得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變得非常地殘酷和血腥。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7]西方社會這種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在壹定程度上調動個體追求物質利益的積極性，從而推動了西方社會經濟與科學的發展，但對義的鄙視和貶低又容易導致西方社會片面追逐物質利益而損人利己、惟利是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異化變質，成了赤裸裸的金錢物質利益關系。在西方歷史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盛行不衰，構成了西方主流價值取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成了社會亙古不變的信條。在最大限度地謀求自身的利益觀念的驅動下，科學與技術在西方尤為受到重視，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在西方非常發達。在現實生活中，西方人表現出求新奇、好創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學觀念和技術意識深入人心，成為構成人格的重要因素。這也導致西方社會重理性而輕情感，長於說理而短於談情，善於邏輯思維而疏於直觀感受。
三 .和諧型文化與抗爭型文化
根據中西方文化的具體形態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兩者分別歸結為和諧型文化與抗爭型文化。
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側重於主張“天人合壹”，強調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規律，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認為“獲罪於天，無可禱也”[8]。“壹個特點是中國文化不僅不把人從人際關系中孤立出來，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對立起來……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壹思想，構成了中國文化的顯著特色。”[9]中國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為崇拜的對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對象，作為想象的對象而不是作為探究的對象。對於自然，由於“天道遠，人道邇”[10]，過於執迷於對虛幻天道的探求不僅是荒謬的，而且是徒勞的。我們只須向內心訴求，人心中就蘊涵著自然的普遍法則，盡心就能知性，知性則知天，“萬物皆備於我矣。”[11]所以，中國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輕天道，重道德而輕知識。在處理在人與人關系問題上，中國的文化自古至今就壹直重群體輕個體，重和諧輕抗爭，強調宗法性、紀律性。它對人進行規勸與約束，束縛人的自由意誌及創造精神，漠視生命個體的價值和尊嚴。中國文化始終把謀求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壹作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對人的獨立意誌和銳意進取，培養人的群體觀念、順從誠敬意識等，尋覓的是壹種中庸的、調和的處理途徑。中國文化的那種和諧觀念，同時也體現和培育了國民順從、屈服、保守與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精神，鮮有抗爭意識和反叛勇氣。“中國人普遍信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歷史觀念，從而使得歐洲人與美國人普遍認為:1990年的中國和孔子時代的中國別無二致。”“所有的舊東西都是極有價值的，而所有的新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12] 從而也造成了謙虛謹慎、含蓄內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家們從壹開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奧秘和征服與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窺出“和諧來自鬥爭”[13]，普羅泰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便是人與自然孑然分立的鮮明寫照。盡管到蘇格拉底那裏，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但西方文化對自然的探索與征服從來也沒有停止過。西方商業社會海上航運的冒險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難以把握的自然規律使西方人時刻感受到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和激烈沖突，人們正是在對詭異的自然現象的驚異和困惑中開始哲學探索的。古希臘的哲學從開始就主要是壹種自然哲學，把自然作為人們思考和探索的對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支配下，自古以來西方社會就把自然與人區分並對立起來，自然僅是被人認識、利用、征服的對象，強調人的獨立自主和積極進取，追求自由意誌和獨立精神。在處理人與人關系上，西方更為崇尚個人的意誌自由和人格獨立，強調個體的生命價值和尊嚴，重視私有財產的獲取和保護，整體意識和集體觀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戰，大膽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進的思維方式和不擇手段的行為方式去達到目的、爭取勝利的精神品質和心理狀態，從而形成率直、豁達，具有剛硬的文化品格。
中國文化由於主張“天人合壹”，人道法天，以人道應天道，以天道設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識異常發達，形象思維非常突出，註重直觀感覺和詩化想象， 重人事而輕天道、輕實證而重玄想，從而導致自然科學不甚發達人文科學異常繁榮。“如果按這種邏輯，認識論意識的發達是科學在歐洲出現的壹部分原因，那麽這種意識的不發達也應該是科學在中國不出現的壹部分原因。”[14]西方文化由於倡導天人相分，人定勝天，不僅認識自然解釋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識發達，抽象思維突出，註重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故而中國有的是“小心求證”的陳景潤，而西方有的是“大膽假設”的歌德巴赫。
四.結束語
通過以上三方面對中西方文化差異進行的比較，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各有其特征。中西方文明由於建立在各自自成系統的迥然各異的文化背景上，兩種孑然不同差異懸殊的文化背景，造成中西雙方在價值追求和倫理取向上旨趣迥異，從而使得中西方現實人格特征大異其趣。
另外，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深層次探討的意義重大，它將解開諸如中西方科技發展差異等壹系列重大問題的謎團，從而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