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傳統管理思想對企業管理的啟示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壹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範疇的“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範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裏用的是後壹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妳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妳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妳如逆它，它對妳也必“違之”，妳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幹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壹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壹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壹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註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壹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壹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壹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壹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註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壹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妳願人怎樣待妳，妳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壹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註重“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壹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壹次，第二次就不信妳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壹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茍取壹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誌》196卷)。徽蚶另有壹商人翁生，經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巖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遊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壹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制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制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準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註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註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壹套的辦法，不註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準》)，“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壹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壹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壹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壹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壹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壹勝壹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範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壹樣，“知鬥則修備”，要善於“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采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壹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壹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壹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竈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茍子說：“臣下職，莫遊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茍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茍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裏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汙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壹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壹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裏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壹)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壹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壹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壹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遊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