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旅遊關系

法國旅遊學家弗朗索瓦·韋拉曾把亞洲的主要旅遊國分為三類：壹類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樞紐以及進入東南亞和中國的得天獨厚的通道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另壹類是工業國家，如日本；第三類是擁有特殊旅遊資源的國家，如泰國。韋拉雖然沒有提及中國，但很顯然，中國屬於其中的第三類。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壹，中華文化博大精奧，源遠流長。在長期的發展積澱過程中，中國文化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旅遊"文化，"旅遊"在中國自有其生成、發展的土壤和歷史。

如果說，在中國哲學的諸子百家之學中，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那麽，在中國旅遊的諸子百家之學中，對中國旅遊文化影響最大的也是儒、道、佛三家。正是這三家各執壹端的旅遊思想，能糅合各家，以其各自的文化風格影響著中國旅遊文化，組成中國旅遊發展的基本線索，給中國旅遊文化的開拓演進帶來了活力。

壹、儒家思想與中國旅遊文化

兩千多年來，儒家的旅遊觀對於中國人民的旅遊活動產生了至巨至深的影響。對儒家的旅遊觀可從近遊思想、遠遊思想、重民傳統和尚古意識四個方面認識。

就壹個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國人有著安土重遷，不喜遠遊崇尚近遊的思想。這可從中國民間的俗語"好出門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門壹時難"，"看景不如聽景"中反映出來。這是因為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華民族的內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國人旅遊的動機，它發源於儒家。從孔子思想體系的總體來看，"仁"貫穿其中，成為聯結各個範疇的媒介，同時，又是各個範疇和言行的總綱。而從宗族血緣關系來看，孝悌是為仁之本，提倡孝悌，註意培養人們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學的壹個重要內容。因此，孔子曾經要求做兒子的做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禮記>>上也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形殆。"儒家之提倡近遊，目的就是為了減少非正常死亡和傷殘現象，從而實現其"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和"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的仁政思想。這種近遊觀的出現，與春秋時期的黃河流域，在生產水平尚很低下的時代，勞動力很寶貴的社會經濟條件相吻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近遊作為壹種旅遊方式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在當時無疑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儒家主張和看重近遊，是因為這種短途旅遊既可達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倫之樂。然而儒家並不是無條件反對遠遊。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後，兒子遠遊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為儒家學說以重人倫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兒子久遊不歸，壹則令父母擔憂；二則兒子也不能對父母盡關心贍養的義務。孔子只是要求做兒子的出門之前必須制訂好遊覽計劃，把遊覽路線、時間、何時歸來這類情況告訴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數。同時，孔子也十分重視遠遊的作用，把它視為擴大閱歷，結交名流，增進學問的重要途徑。《論語》開宗明義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孔子對於為他而紛至沓來的客人的歡迎詞，也是對當時人際交往頻繁，旅遊之興盛的社會現象的壹種良性指導。孔子還將遊覽視作個體人格發展的理想之路，他認為只有"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才能使自己成為壹個真正的君子。所以儒家認為"誌在四方"是男子漢應有的抱負和基本的形象特征。這用意很清楚，他們給所有的人規劃了兩種自我實現的途徑：當孝子或當忠臣。為家庭或為國家。前者的奮鬥目標在於使家庭幸福，後者的奮鬥目標卻是為國家太平。由於儒家陽剛進取，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是身在廟堂之上，即壹心想參政，因此，在儒家學說中，為父母做犧牲和為君國做犧牲，都屬於仁人誌士。明乎此，我們就容易理解在中國旅遊史上為什麽近遊理論較遠遊理論同樣發達，探險旅遊同怡情旅遊壹樣受我國人民的重視。

研究儒家思想的人便會發覺，儒家的"與民同樂"、"民貴君輕"的思想也滲透在中國旅遊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壹段關於與民同樂的論述。孟子認為，賢者與民同樂，故能樂其樂。而不賢者雖有池沼等遊樂對象，因其不能與民同樂，故快樂難以持久。他引用《詩經》中贊美文王的"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的有關句子；和《尚書》中所引夏朝民眾仇恨商紂王獨樂的民諺，從正反面舉例說明"與民偕樂"和"獨樂"的區別。以此來啟發和諷刺梁惠王。

壹部中國旅遊文化史，始終貫串著這壹重民傳統。這種把發展旅遊和實施仁政結合起來，通過旅遊來體現仁政的觀點，對中國古代旅遊資源的開發、旅遊文化的建設、旅遊文化特色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由於這種"與民同樂"思想的薰陶，產生了壹大批將仁政實施與旅遊開發結合進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範仲淹等，他們把旅遊看成政治的壹部分，他們不肯脫離政治來談旅遊，在借旅遊怡情的同時，又考察民情。重民傳統也表現在歷代帝王不敢肆意遠遊上，凡置國家大事和人民疾苦於不顧，而壹味遠遊的君主，無壹不受到民眾的遺責。

珍惜自已民族的歷史，愛護先輩留下的遺跡，在文明的世界裏，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常識。而這傳統尤以中國為突出。在兩千年前，儒家創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認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對堯舜統治時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已的立身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旅遊文化就是在這種"信而好古"價值取向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在旅遊資源開發和旅遊者欣賞口味方面，這種特點體現得異常鮮明。就旅遊點的建設來看，中國古人對於開辟自然風景遊覽點的興趣，遠不如建設有古跡的旅遊點濃烈，他們對於保存古代旅遊文化有著極為強烈的責任感。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壹個國家在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能象中國這樣富於歷史責任感，這樣重視旅遊史料的保存，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在嚴肅地記載著他們開發旅遊資源的歷史以及他們對山水美的認識，這都可以從歷代留下來的各風景名勝的碑刻史料和有關山水名勝的各種山經地誌中感受出來。

克已復禮、興滅繼絕、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可以說這四句話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文化觀。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討論中，誰也不曾否認孔子在整理和傳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遺產方面的歷史功績。由於大壹統的儒家思想自漢武獨尊儒術以來壹直占據著統治地位，因此給中國古代旅遊文化帶來了很多獨具的特點，如尚古重文、興滅繼絕的文化意識，就曾對我國的旅遊文化帶來良好的影響。鳥瞰中國的旅遊文化史，重視修誌，保存真實的史料，以供來者參考，實在是我國古老而又綿延不斷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幾乎沒有壹處名山大川沒有人為之撰寫誌書的，壹些不出名的山水名勝也因有旅遊者的遊記而傳世。

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旅遊文化，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開創了儒家人本主義的"比德說"旅遊觀。他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氣質特點、個性品格緊密聯系起來，使山水人格化、氣質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賦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過遊覽山水達到娛樂、長壽的目的。與孔子開創的註意道德價值的旅遊觀--"比德說"相左的，是老莊開創的註重個性情感的旅遊觀--"情感說"。與儒家同時代生衍，並深深影響著我們民族的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靜無為"的消極出世態度書寫了另壹種逍遙自在的去追求順應自然、返樸歸真的旅遊審美文化。

二、老莊哲學與旅遊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而"道"是老子和莊子建立的最高哲學概念。由於老子和莊子都推崇"道"，所以後人稱之為道家，而真正將老子之道發展到頂峰的以形成道家正統地位的還是莊子。同時，莊子之道與旅遊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莊子之"道"是旅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特殊形式，隨中華文明而淵源流長，同時它作為民族文化的載體，在中華歷史長河中泛波，與中國傳統文化在許多領域有著血肉親緣的關系，其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兼容並蓄，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領域均產生過巨大而復雜的輻射作用，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和保護作用。

莊子是我國先秦時代著名的旅遊大家，他壹生酷愛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繼承和發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觀念時，莊子認為道即美，無為即美，無為即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對自然之道的認識，應采取直接體驗的同步方式，即莊子所說的"乘物以遊心"的直覺體驗方式，也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天地自然與人契合的旅遊。

"遊"在《莊子》中頻頻出現。據統計，除人名如"子遊"外***出現99次，它有四種含義：（1）遊泳。如"善遊者數能，忘水也"（《天遠》）。（2）遊戲。如"問谷奚事，現博塞以遊"（《駢拇》）。其中"博塞"就是壹種類似於擲骰子的遊戲。（3）自如運用。如"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遊刃必有余矣"（《養生主》）。（4）遊歷。如"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遊》），"子貢南遊於楚"（《天地》）等。其中，前三種意義的"遊"在《莊子》中只了現了7次，而"遊歷"的"遊"則有92次之多。可見莊子對旅遊的鐘愛。他抱著"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的人生態度，風塵仆仆於齊、楚、魏等國，行蹤飄忽於山川林間，釣於濮水之濱，遊於濠梁之上，與旅遊結下了不解之緣，並對旅遊產生了壹種特殊的體悟。《大宗師》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大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觀乎天地之謂"，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旅遊。莊子認為，"觀於天地"的旅遊能使人生境界"天人合壹"，優遊自在，無掛無礙，並能領略"天地之美"的無限風光，也是莊子得"道"的重要途徑和最佳選擇。

莊子時代之所以重視遊歷活動，是由於當時文化思想交流的媒介極其貧乏，用以記錄個人思想成果的文字大都刻寫在竹簡上，這就給思想交流帶來了很大的因難。因此，除聚徒授學外，周遊列國就成了諸子百家為傳播自己的思想而想到的既方便又快捷的途徑。《莊子》書中記載莊子所遊之地就有楚、魯、衛，匡等。總之，社會遊歷活動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壹種風習，這種風習在張揚主體思維成就的同時，又在壹定程度上陶冶了主體的性情和人格。

在研究老莊哲學的過程中，我們總感覺出在道家學派中，老子是把"至美"和"至樂"作為"遊"的最高誌趣，莊子則更主張"乘物以遊心"，認為人是自然的壹部分，並稱這種人與自然的統壹為"天和"。他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從仁義禮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在莊子整個光怪陸離的思想中，最能顯現他個性至情的，是他"雲氣空蒙，往返紙上，頃刻間，頓成異觀"的"逍遙遊"思想。這與他看破紅塵，想遁於世外，以求得自然之性的人生觀相壹致。"逍遙遊"是莊子提出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壹個特殊範疇和特殊概念，它既是人類在不自由的社會條件下要求精神解放的抽象概括，又是莊子本人思想性格的抽象體現和莊子旅遊的行為綱領。在本質上體現著旅遊與哲學的高度統壹。它的提出標誌著我國的旅遊山水美學，已經從具體的審美經驗，開始上升為抽象的科學理論。

"逍遙遊"是莊子對"遊"和"旅遊"現象的高度哲學抽象和理論概括。而這種"逍遙遊"是指精神與行為的自由，是擺脫當時社會現實所加給人們的各種枷鎖的絕對自由，是在幻想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壹種無意誌、非理智、超功利的，遊於玄境的心靈自由活動和精神邀遊。是壹種順應自然的思維方式之"遊"，其哲學的現實土壤便是旅遊。這種精神遨遊是由具體的旅遊活動發展概括，飛躍和升華而來。而莊子"小知不及大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依賴的主要是旅遊獲得的宇宙天地無限的信息和至高無上的感受，旅遊是莊子得"道"的主要途徑。

古代哲人和文藝家多強調"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這是達至精神絕對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條件，是走向精神漫遊的第壹步。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莊子之"道"與莊子之"遊"是相融的，莊子之"道"即莊子之"遊"，莊子之"遊"即莊子之"道"。他用來論道的遊，經歷了壹個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是壹種抽象的旅遊思想和旅遊理論之遊--即順物自然的思維方式之"遊"。在抽象的"遊"論"道"中，旅遊的自然天放和暢神自娛的特征被作為"道"的原則貫穿於莊子"道"論的整個觀念體系中，旅遊在莊子"道"論哲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為：（壹）旅遊把天地萬物作為觀察和研究的對象，客觀上啟迪莊子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去探究萬物的本源，本性和宇宙的根本等哲學問題，從而論證道的本原性；（二）旅遊"自然天放"的特征為莊子"道"論的自然本性提供思維原型。可以說，"道"的創生得之於旅遊的啟示，"道"也就必然保存著旅遊的特征和痕跡。它是莊子旅遊的物質載體，旅遊在壹定程度上受"道"的支配。

虛靜是莊子之道的特性，是"天地之本"，"萬物之本"，那麽，受莊子之道的熏陶和影響的莊子旅遊自然也以虛靜為綱，用莊子的話來說，叫做"退居而閑遊，則江海山林之士服。"莊子以寄意自然達到人與自然的溝通為旅遊最高境界，以產生虛靜的心境和超脫物外的解脫之感為旅遊最終目標，以能聆聽風壑萬籟之聲，體驗四時變化之景，洞穴探幽等為最佳旅遊環境，時時處處都體現了莊子崇尚虛靜的旅遊方式和旅遊思想。

莊子是中國旅遊的積極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他玄遠淡泊的逍遙旅遊思想，給予後代嘯傲風月，翹首天外的隱士遊客和失意宦場，徜徉山水的士大夫們的極大的心靈慰藉和旅遊模式示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悠然自在的隱居生活，正是陶淵明返樸歸真情趣的抒發；"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度鳴禽"的病愈見生機的描繪，正是謝康樂郁郁不得誌情緒的沈吟。忙於世俗的人如果能象莊子那樣，外觀於物，內省於心，就能跳出塵俗，順應自然，返樸歸真，進入逍遙遊的境界。

作為中國古代道家旅遊理論的創始人，莊子的旅遊貢獻不僅在於他身體力行地倡導旅遊，提出壹系列的旅遊主張，而且還在於他難能可貴地對旅遊現象本身進行思考，從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獨特的旅遊理論體系。如果說中國旅遊文化傳統是流，那麽，凝聚於《莊子》中的旅遊思存和旅遊理論就是源。莊子實是開啟了中國旅遊文化傳統中的道家壹維，這在中國旅遊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奠意義。

三、佛教與旅遊文化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壹的佛教，具有明顯的東方色彩。佛教文化對我國有深刻的影響，中國的佛教旅遊資源歷史之久，數量之多，藝術之精是中外馳名的。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們通常只看到較低層次的佛教表面現象的某些側面，所以壹講佛教，有的人認為就是燒香求神，磕頭拜佛。其實，佛學的嚴密性及其教規教儀的規範化使佛教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壹次佛教之旅，應多上些人生的凈化，多壹些思辨的認識，而不僅僅是求簽算命，東張西望或前呼後擁。

佛教自西漢傳入我國。魏晉南北朝時社會動亂，兵荒馬亂，苦海無邊。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濟眾生、因果報應、彰善懲惡的教義贏得了各層次人群的信仰。加之上層社會人士出於"家棄章句，人重異術"的文化心態，所以也樂於交遊佛教徒。玄學與佛學***向交融，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既深且廣的影響，對中國旅遊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佛教哲學與道教哲學壹樣，都是宣揚出世的哲學，其基本精神是老莊倡導的順應自然，返樸歸真。所以遊方問道在佛教界有著悠久的傳統。佛教有壹部流傳極廣的大乘經典《華嚴經》，該經的《入法界品》介紹了廣善財童子從文殊菩薩處發心問道，繼而百城煙火，前後參訪請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終於證明"華嚴法界"的生動事跡。千百年來，中國佛教徒以善財童子為榜樣，通過"西行求法"遊方問道、朝禮山勝跡的活動，促進民間旅遊活動的成長和發展。

中國僧侶的遊方是受佛陀"遊行教化"傳教方式的啟發而形成的。佛教認為：人生是"無常"的，充滿了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徹底擺脫生死痛苦，進入超脫生死的境界。為了脫離苦海，不少佛教徒不遠千裏，到異國他鄉尋找真經。早在東漢中葉，中印佛教徒就開始交往。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佛教東來佛經的歷史記載，生動地反映了伴隨著佛教傳播而興起的旅遊活動。自那以後，不斷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來我國譯經傳教。如安世高、安玄、竺佛朔等等。他們博學多識，孤身遠遊，在傳播佛法的同時，還帶來了異國他邦豐富多采的文化藝術。他們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獻身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僧人尋求佛法，朝禮聖跡的熱情，形成了持續千年的"西行求法"運動。他們懷著壹顆虔誠的心，或走陸路，或行水道，"輕萬死以涉蔥河（今新疆壹帶），重壹言而之萘苑（泛指印度）"。其人數之多，路程之遠，行旅之艱，歷時之久在古代旅遊史上都是罕見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顯、玄奘、義凈等最為著名。他們每到壹地，即尋訪名師，學習佛法，並了解當地的山川形勢，風俗民情，學成歸國時帶回大量的經籍圖像，並積極從事翻譯工作。他們撰寫的遊記性專著《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和《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亞地區的歷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資料，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重要財富。有四個字，叫"千載壹時"就是說歷史雖已過去，但"已作不失"，眾業所造積澱不來，成就了我們的今日。佛教自印度傳入我國以後，就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經過"嫁接"，生根、成長、產生了有獨特結構和氣象的中國佛教。

在自然山水中居靜修行，清淡佛理的旅遊壹向在僧侶中十分風行。"壹缽千家飯，孤僧萬裏遊。"出家人雲水壹身，無牽無掛，以參訪善知識，弘揚佛法，化導眾生為務。他們崇尚自然，素用山水點綴神形，並將優遊山水，品味山水和在山水中切磋玄理，發揮禪理，發展為名僧的壹種風度。他們又為深山幽谷，萬仞高崖，大漠石窟，江心孤嶼僻靜海濱，幽深郊野是佛遊的理想之處，佛教徒的參方活動雖有其特定的意義，不能與旅遊活動劃等號，但是，如果對參與活動進行客觀評價，卻又不難看出它與旅遊活動的密切聯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徒的旅遊的確是旅遊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僅如此，他們同時還是佛教旅遊勝地的建設者。環顧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無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聯有雲："世間好語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貢獻及其艱苦的創業精神令人欽佩！

佛教徒通過交遊，佛學與玄學，儒學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旅遊文化--禪宗。它隨緣而安，與世無爭的思想與儒家樂天知命，安貧樂道，順應時勢的思想相聯，又與道家無為不爭，安時處順的態度相通，特別與莊子避世、遊世的思想相壹致。三種思想的相容相攝，對我國旅遊文化的發展和旅遊活動的開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它們都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神秘、異已變成為理解、親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識已從神的羈縛中解放出來，都將人性美（或道德，或情感、）和山水美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價值和情感價值。歷代大量旅遊文化作品表明，儒、佛、道這三種旅遊觀念事實上都在影響和促進我國旅遊文化的發展。

中華民族自古便是壹個向往自然，喜好自由，樂於遊歷的民族，從上古時代的聖人舜以其巡遊的方式揭開這壹行程的帷幕以來的數千年間，在山川霞麗，風物壯觀的中華在地上，不知多少華夏英傑，以其艱苦卓絕的旅遊生活向世界展示過他們奮進勃發的英姿，也不知有多少炎黃子孫以他們無數的旅遊活動為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增添了瑰麗的壹筆。是他們，孔子，老子，莊子，法顯及許多旅遊家，譜寫出中國旅遊文化史上絢麗燦爛的篇章！

上一篇:中華民族是什麽時候形成的？

下一篇:?中醫小竅門 中醫點穴法治急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