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 ,傳統文化的命運成為壹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思想文化難題。這是因為 ,近代中國社會遭遇了整體的文化困境 :傳統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難以發揮社會功能的條件下 ,日益面臨壹個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險。近代中國社會的人心秩序與社會秩序 ,已經無法在既
定的傳統文化範式內加以整合了。另壹方面 ,自有源頭 ,並且自有承傳的西方文化價值理念與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現著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魅力 ,而且挾其經濟實力與政治強權 ,硬性楔入近代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這就帶給中國社會以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模式。而且 ,從兩種社會生活模式的類型來講 ,具有內在的相斥性。這就註定了選擇其中壹種生活模式 ,就必須放棄另壹種生活模式。於是 ,從近代中國以來 ,所謂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就此形成壹種僵化性的文化格局。這種社會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應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說系統描述這種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個具體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決定性地只能容許他從某個具體的角度去把握這壹思想格局的話 ,那麽 ,選取倫理道德的視角觀察這壹格局的情況 ,是壹個可以將整體情況收攝於“壹斑”的最好視角。因為 ,中國傳統文化乃是壹種倫理型的文化。這壹見解 ,是獲得了學術界的基本認同的。對此 ,可以從三個方面得到印證 :第壹 ,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講 ,倫理道德構成了它的內涵。表現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三綱八目、體現儒家倫理中心主義的三綱五常 ,在古典社會時段 ,發揮著整合中國人人心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兩相關聯的作用。而進入近代社會 ,人們試圖告別古典歷史 ,也恰恰是從“吾人之最後覺悟是倫理的覺悟”這壹角度來訣別傳統文化的。這兩個方面正好從正反兩面 ,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結構的特質所在。第二 ,就中國傳統的制度安排來講 ,倫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經濟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誠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倫理化來顯示出它們的制度特質。假如從制度運作的過程來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點上 ,倫理動機決定著制度機制 ;在制度運作的實際過程中 ,人們的倫理境況則是制度功能得以發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證、制度本身的狀態可以調整的依據 ;在制度運作的績效評價上 ,則也是以制度的倫理後果來作為評價的基礎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後果是人們在倫理上所難以接受的 ,那麽它就必然不是壹種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國人排斥了競爭 ),假如制度安排的後果是人們在倫理上樂於見到的境況 ,那麽它就是值得繼續施行的壹定之規 (比如 ,由此中國人養成了均等的心靈習性&nb sp;)。第三 ,就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實際狀態而言 ,倫理道德也成為壹種支配性的力量。人們的日常思想與行為方式 ,都是由倫理關系所決定的。就宗法社會講 ,齒序具有決定的作用。就人際關系調節言 ,中庸起著基本的指揮作用。就解決沖突的方式看 ,無訟成為人們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會狀態說 ,大同是為人們認同的目標。這些都是倫理性的東西.
這種倫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會的範圍內 ,與古典社會和現代社會交替的邊緣狀態上 ,發揮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異。如果說在前者言 ,它還不能說是完全適應的話 ,起碼也是基本協調的。但是就後者講 ,它則是完全無法給與社會運動過程以引力的了。就這種文化事實而言 ,人們早已經是不否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