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文化精神要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就必須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國學潛在的多重價值要真正被當代人類充分合理地開發利用，就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依托現代社會的載體，融入現代生活的洪流。
事實上，國學的現代化指向早已成為思想文化界絕大多數人的***識。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是實現國學現代化的路徑。此處仍以儒學的現代化為例，略述己見。
關於儒學現代化的路徑，各派學者尤其是現代新儒家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筆者認為，以下三條是不可或缺的：
第壹，雙重批判。任何壹種思想體系，其生命力主要不在於它曾經擁有多少真理，更不在於它擁有不可褻瀆的神聖光環，而在於它始終能夠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不斷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傳承中自我創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揚棄和發展過程中的必要環節。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兩種基本形式。
考諸儒學發展史，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家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曾經在封建社會的歷史語境下將儒學推向啟蒙的高峰，應視為儒學第壹次帶根本性的自我批判。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則是第壹次帶顛覆性的外在批判，並成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儒學現代化的起點。因為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外在批判，從反面啟示、逼迫和激發了現代新儒家提出“返本開新”的基本命題，對儒學產生“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效應。正如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所說，“五四”時期中國壹批最傑出的知識精英對儒家傳統的批判，對儒家傳統的繼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種嚴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陰暗面暴露出來，它的真正價值就難以體現。故此，杜維明提出了儒學的“深度反思”和“知識分子群體批判的自我意識”等觀念，彰顯了海外當代新儒家的某種現代眼光和前沿視野，並為儒學現代化提供了壹種動力。
如同其他古老文明壹樣，儒學發展的歷史辯證法就是如此：對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價值就越能確切地把握和充分地開發；對儒學的批判越徹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對話。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今世界各種文化互相撞擊，互相交融，跨文化對話成為壹大趨勢。面對這種格局，儒學決不能獨守壹隅，自絕於世界潮流，遠離當今文明，甘當“失語”的思想孤兒，而應沖出歷史的塵封，撲向浩瀚的世界，擔當文明交流的使者，在與當今各種進步文明的對話、交融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現代化。
儒學歷來倡導和而不同，秉持思想流派交融，尤其是宋明理學，既以孔孟為宗，而又雜糅佛老，縱橫千古，會通百家，終將儒學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而今，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儒學，但儒學更需要西方文化。儒學在走向世界進行跨文化對話的征途中，要積極回應各種挑戰，自留精華，自棄糟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用西方的智性理性彌補自己德性理性之不足，用西方個體本位、感性本位、權利本位的人文主義彌補自己群體本位、理性本位、責任本位的人文主義之不足，等等。如此，儒學才可能自立於世界文明之林，保持和展現自己的活力和魅力，並為人類文明增添新的動力。
第三，現代闡釋。王夫之詩雲：“六經責我開生面。”對儒學經典進行現代闡釋，是儒學現代化的又壹路徑。所謂現代闡釋，即運用現代觀念、現代方法、現代話語對儒學文本作出創造性的解讀和闡發，對其範疇、邏輯、意義進行重組重構，而又不完全遊離文本原意，從而在古代儒學的母體中誕生現代儒學。或如壹位學者所言：“經典詮釋，意在轉達古人的意思，保存文本的原意，使之代有傳接、勿令斷絕；更在於立足不同時代，應對環境變遷，掘發新意，逼顯所蘊，發揚光大其精神。”此即儒學詮釋學的基本意義。雖然現代新儒家能否完成儒學“返本開新”的使命，尚是壹個未知數，但他們的創造性闡釋，卻為儒學現代化拓展了壹個並不狹小的空間，預示了壹種並不暗淡的前景。
總之，儒學應該而且可能現代化，整個國學都應該而且可能現代化。而現代化的國學則構成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深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