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相和同”是契約有效成立的前提條件。形成於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銘文便是顯例：格伯自願售良馬四匹與倗生，倗生給價三十田，寫下契券從中分開，兩人各執壹半，格伯返回後鑄造青銅簋記錄此事。又如，現存北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年）的壹份土地買賣契約，記錄了馬隱等人將土地賣與石進充作墳地壹事。全文百余字，三次使用“情願”壹詞。反之，在民事活動中違反和同原則，不但會導致民事行為無效，當事人還會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則與“法平如水”觀念
民法典第六條規定的公平原則，在歷史上更是由來已久。“法”字的篆書為“灋”，其字義釋為“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廌”即獨角獸，遇有糾紛，用獨角將不直的壹方觸而去之，從而使社會秩序達到像水壹樣的公平狀態。
在古代社會，法平如水的觀念不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歷朝律令典章壹以貫之的維護。《張家山漢簡》載：“其失火延燔之，罰金四兩，債所燔。”失火行為造成他人損失，不但要罰金四兩，還需承擔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資治通鑒》記載，唐高宗永徽元年，中書令禇遂良壓低價格購買他人房宅被揭發，大理寺判其以銅贖罪。依據《唐律》，該判決明顯處罰過輕，大失公正，後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職遷官。明弘治《問刑條例》中規定：“典當田地器物等項，不許違律起利。”諸如此類的立法規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從來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價值，亦是推進今日法治建設永不枯竭的文化遺產。
誠信原則與“朋友有信”觀念
民法典第七條所定誠信原則，在傳統社會有著豐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這裏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與自己關系親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會關系，凡是與自己打交道的人，皆當以朋友的態度待之，最為緊要的就是壹個“信”字。在漢字中，“信”和“誠”可以互訓。誠信不但是古代中國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條，故有“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等民諺。
傳統法律制度維護誠信的力度很大。《周禮·秋官·司約》載：“凡大約劑書於宗彜，小約劑書於丹圖。……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約須刻載於宗廟彜器上，壹般契約則書寫在紅色竹帛上。違背誠信破壞契約的，要處以墨刑，讓人壹望而知其是不守誠信的“老賴”。《漢書·刑法誌》謂之“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動中違反誠信原則的，則處以笞、杖之刑，同時還需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唐律疏議·雜律》中規定：“諸負債違契不償，壹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壹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備償。”宋元明清基本沿襲這壹規定，無有大改。
由於失信行為要受到刑罰的懲治，違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經濟交往中的失信行為人，往往願意接受調解，以免訴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這正是古代社會民間調解發達的原因所在，而調解又以其及時有效化解民事糾紛的功能，反過來推動誠信觀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強調民事主體“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既是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更能有效應對誠信危機。
公序良俗與“法順人情”觀念
民法典第八條確定的公序良俗原則，與古代“法順人情”的傳統可謂壹脈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說：“法者，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規則，不過是人心情理的條文化，故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的說法。只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於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風俗的形成；反之，則可能傷風敗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戶令》，強制父子分家別居，割裂了親屬間應有的親情。漢朝以後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財***居，曹魏時下令“除異子之科”，嚴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別籍異財”的規定，既倡導了孝老愛親的道德風尚，又妥善解決了養老敬老的社會問題。
清末以來，“父慈子孝”“夫婦有義”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無情貶棄。當今社會中，贍養費糾紛逐年增加，離婚糾紛持續飆升；“扶弱濟貧”“守望相助”等社會公德遭到漠視，出現幫扶老人反被訛詐、見義勇為反被誣告的現象。針對不良風氣，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編中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並在協議離婚環節設置“冷靜期”，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壹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申請；在總責編的“民事責任”部分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如此規定，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常情常理常識，無疑是對“天理國法人情”相統壹的法律傳統的創新性發展，必將為構建和諧家庭、美化社會風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