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人口結構上，中國正在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
但是在老齡化的過程中，子女的負擔系數比較低，老年的負擔系數不是很高。這使得我國目前的勞動力人口相對較高，勞動參與人口比例相對較高。雖然養老壓力越來越大，但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總撫養比相對較低。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由於子女比例相對較大，總撫養比高達62.6%，1990下降到49.8%，2000年下降到42.6%，2010下降到34.2%。之後緩慢上升，2015年上升到37%，2016年上升到37.9%。雖然人口結構的變化逐漸降低了兒童撫養比，提高了老年人撫養比，但總撫養比仍然較低。即使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老齡化水平將逐步上升，但也正處於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中產階級迅速擴大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只有牢牢抓住這壹歷史機遇期，推動中國社會的飛躍，才能使經濟登頂，完成結構轉型的進程，進入基本現代化國家的行列。老齡化背景下，人口政策的調整是大勢所趨。
其次，隨著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中國已經進入消費社會階段。
目前近6543.8+04億人口中，中產階級接近3億。在這個歷史轉型期，中國必然要從生產社會向消費社會發展。所謂消費社會，是指消費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原來中國是生產型社會，第二產業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現在是消費主導的社會，消費是主引擎，拉動經濟走勢。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正在從波浪式、模仿式消費向多元化、個性化、定制化消費轉變。中產階級的出現不僅推動了中國的消費轉型，形成了新的消費社會模式，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分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需要註意的是，在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導致的消費不平等將長期存在，在部分階層消費升級的同時，其他階層的消費也會降級。
在消費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中產階級的消費正在從生存向發展過渡，而農民和工人的消費正在從日常生活向耐用消費品過渡。對於中產階級來說，其在醫療保健、旅遊、體育、娛樂、醫療等方面的消費大大增加。從恩格爾系數來看，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在50%左右，農村在60%左右。現在城市降到28%-29%，農村大概29%。這說明食品消費或者說食品消費占家庭總消費的比重明顯下降。在國際上，中國家庭作為壹個平均水平，已經進入了小康階段，不再以貧困階段的消費為特征。對於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來說，絕對貧困逐步緩解後，相對貧困問題將長期存在。這是我們今後必須密切關註的重大社會問題。
第三，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中產階級壓力。
就中產階級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主要是第壹代中產階級(第二代中產階級的比例相對較低)，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但他們的父輩大多生活在農村或中小城市。在這些人中，獨生子女占比較大。他們要贍養老人，撫養幼小的孩子，生活壓力非常大。城市房價的快速增長增加了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使他們難以適應城市的現代生活。因此，新中產階級滋生“焦慮”。從“焦慮”到“不滿”的發展將是壹個過程特征。既要看到中產階級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引導力，也要看到因為中產階級收入無法穩步提高而存在的“焦慮”，要防止“焦慮”演變為“不滿”。
第四，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現在村支書、村長不壹定住在村裏。農村的窮人也很難在城市就業。在很多地方，除了老年人和殘疾人，很少有年輕人生活在農村。在城市化的影響下，農村空殼問題嚴重。這些空殼不僅表現為產業的空殼，還表現為文化的空心化、人口的老齡化和居民的非農化。這是中國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現代化問題。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問:誰在農村？為誰振興？誰來振興？怎麽盤活？哪些村落應該復興？這些問題不解決，單純的經濟投入是不會產生預期效果的。
第五，中國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形成了資源的惡性競爭。
這種競爭很可能帶來小城市的衰落。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將來會持續二三十年。城市化會讓將近壹半的村莊消亡。就像農民的末日壹樣，有些村莊註定要走向末日。所以，當前應該首先打開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影響，打開城市與鄉村的壹體化發展模式，而不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爭奪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