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整體至上，“克己奉公”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國傳統倫理結構中，為國利民，“興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經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現，是最大的“義”。堅持這個原則，以此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壹切服從這壹準則，乃是“仁人誌士”的體現。從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們壹直倡導這種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論語·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孟子·滕文公上》）。範仲淹主張“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嶽陽樓記》）；杜甫詠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的秋風所破歌》）；林則徐銘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觀點、主張，都堅持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系上，“義以為上”、“先義後利”。考慮個人利益時應不違背道德原則，不得傷害社會和他人利益。所謂“義然後取”、“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雲”（《論語·雍也》）。
（二）仁愛兼利的人際和諧原則
在中國傳統倫理中，特別重視和強調對人的尊重和關心，提倡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心，愛護和幫助，力圖構建和諧親善的溫和氣氛。孔子以“仁”作為自己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他將“仁”同“愛人”相聯系，把“愛人”作為“仁”的根本要求。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仁”，“博施濟眾者，可謂仁矣”（《論語·述而》）。主張人與人相和，就從自己的欲望、情感、意誌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考慮，增強理解，彼此相互體貼，照顧，給對方以便利，特別是對有困難者以幫助和救濟。墨子從人與人的樸素尊重的功利原則，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原則。他認為，人與人的矛盾、糾紛，都是由於“虧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愛”，困此人應當“愛人若愛其身”，而愛人和被人愛是相互聯系的。“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這種人際相愛不僅表現在心理上的同情與關心，更表現在實際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實際利益。“兼和愛”而“交相利”，默家沖破了儒家“愛有等差”的等級觀念，而倡行兼愛到利的普遍性。力爭使之“廣施周遍”、“廣達四海”。
（三）“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闊胸襟。
中華傳統文化數千年的流變，化育而成中國人的人格精神，表現為相互聯系而又相對而生的兩方面：壹曰“自強不息”，二曰“厚德載物”。在《易經·易大傳》中，最早提出“剛健”學說，“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象傳》）“剛健”表現為人生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剛強不屈的性格，奮發圖強的鬥爭精神，“剛健自強”的思想，歷來被歷代思想家所崇尚，成為人們激勵鬥誌、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載物”則是中華傳統倫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懷，也是實現剛健自強的現實途徑。《易經·象傳》中指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主張君子應象大地那樣以博大的胸懷、孕育、承載與容納萬物，從而使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聖人。這壹優秀的品質表現在兩個方面：其壹是以喜悅的情懷容納別人，善待別人，善待人生，凡事多從好處看，在生活中 發現美，發現對人類，對自己有益的東西，與人相處，多發現***同點，求同存異，***同發展。其二就是以謙遜的態度，發現自己的不足，學習別人長處，取長補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與不足，這種廉和態度促使人不斷充實自己，從而使自己日益壯大起來。
（四）修身自律，躬行實踐的道德修養原則
註重加強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是中華傳統道德中獨具特色的倫理文化，在這個方面可資借鑒繼承的精神遺產也最為豐富。
在中國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關於道德修養的論述，而儒家壹派在這方面的思想資料最為系統，儒家學派為人們構畫著“三綱八目”的修養系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三綱”，明確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各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禮記·大學》）這裏的“修身八目”詳細地規劃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八個階段，而且他們認為，道德修養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們***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儒家學派既概括了道德修養的完整體系，肯定道德修養的極端重要性。同時還為指導人們的道德修養，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道德修養方法，諸如“立誌”、“學習”、“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