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重點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許多新收獲，其中偃師商城考古新發掘，不但確認了偃師商城有外城、內城、宮城之分，內城和宮城早於外城；而且也試圖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為劃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標。2月在山西侯馬召開的“西周列王年代學考古專題研討會”上，李伯謙教授提出了晉侯墓地八組墓葬分屬於從晉武侯到晉文侯等八代晉侯的觀點，得到與會專家的廣泛贊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與《史記·晉世家》記載相比較，將西周文化分期與西周王世對應了起來。此外，關於月相問題、銅器的考古學編年與斷代問題、厲宣幽王年問題、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等都取得了壹些新進展。
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積40余年心血而撰寫的40余萬言的力作，全書由22篇論文組成，涉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醫學等廣泛領域。該書對於當時的官俸、官員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齡結構、外科醫學、畜牧等不甚為人註意的新課題均加以撰論，而對史學界研究成果較多的問題，如農民戰爭、民族融合、階級結構、人物評價等，也撰寫專文。而且在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勤搜博采，殫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臺灣學者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據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官文書，參照傳世文獻，考證了漢代的政治制度與地理狀況。這本15萬字的學術專著，距1996年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秦漢史國際討論會”上謝桂華介紹尹灣漢墓簡牘，時隔僅僅兩年，而其完成初稿時間距《尹灣漢墓簡牘》的出版僅七個月。如此迅速的反應，實得力於先進的研究手段。作者稱，本書之撰寫，利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漢籍全文資料庫，檢索方便快捷，本書得以在短期完成蓋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專著中，屬於社會生活史類者占據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衛的《漢代社會風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壹書，分七個專題考察了漢代社會風尚、漢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語言現象。由於文獻疏於記載或語焉不詳，使歷史的復原頗為不易，因此從瑣細的社會生活表象中進行富有歷史深度和理論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卻不避困難，進行深入細致研究，從而對這些現象給予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同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為龍蛇叢書之壹的《古道俠風》壹書，也是彭衛在漢代社會風尚研究方面的壹部力作，對漢代的遊俠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
在這壹時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東的《五、六世紀北方民眾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壹部有內容有深度的力作。馬勇的《秦漢學術--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探索》(陜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漢學術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滿倉合著的《武侯春秋》(團結出版社，1998年)是兩位作者將多年來對諸葛亮壹生深入的研究以暢達生動的語言表達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歷史文化叢書》(十冊)中的李兆成的《壹代賢相諸葛亮》和譚良嘯的《天下英雄得劉備》，也於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該書把寺院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置於華梵文明的遇合與交融，以及華夏文明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察。書中對漢唐佛寺經濟生活三種生存狀態的本質特征的分析、對作為“文化視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對觀音瑞像起源、意義的論述，以及對寺型演變原因的探討，都是獨到而有深度的創見。此外還有由張澤鹹、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黃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楊際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庭關系》等著作。
宋遼金元史研究：由史衛民等主持翻譯的《劍橋中國遼夏金元史》(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壹提的。該書有九章內容，73萬余字，各章分別由當代西方的權威學者撰稿，書後附有詳細的參考書目，基本上反映了國外學者90年代以前對中國遼夏金元史的研究情況。該書的翻譯出版，為我為學者了解國外同行的研究情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來壹直是壹個熱點。繼去年郭東旭《宋朝法制研究》壹書出版後，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統〉研究》，該書在對《宋刑統》進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如該書征引大量史料，認為《宋刑史》為宋朝300年通行不廢的壹部法典，與普遍流行的觀點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遼金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會生活史斷代系列之壹，該書函蓋面較廣，全面敘述了公元916--1279年***三百多年間中國境內各民族政權的社會生活，內容詳實，敘述得體，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頗具時代特點。
明史研究：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壹書，向史學界提供了明初的黃冊抄底，糾正了原流傳的所謂“黃冊原本”的錯誤。澄清了明代裏甲編制與圖保編制分屬不同系統的區別，證實了黃冊人口登載事項中包括婦女的說法，論證了甲首本是壹種職役，不當作壹甲“首領”來理解，揭示了黃冊制度的本質不僅是賦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勞動力的。該書在明史學界受到廣泛的關註，獲得高度的評價。
近年來學術界對明代商品經濟的研究壹直持續不斷，不僅論著多，而且涉及的領域較寬，例如對典當業、農村集市、廟會、會館、市場網絡、市場法等都有研究。其中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壹書，就屬於系統研究江南商業經濟的專著。通過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紀的明朝，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王興亞《明清河南集市廟會會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壹書，對明清河南集市、廟會和會館的建立、發展、分布、類別、組織管理以及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在明清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方面，有吳仁安的《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壹書，從社會史與地方史的交叉處入手，采用多學科滲透的方法，對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為民族關系史，達力紮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壹書，充分利用豐富的漢文、蒙文、滿文史料，緊緊圍繞古代蒙古地區與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經濟聯系，闡明推動蒙古各部南遷的內外原因，以及南遷對周鄰民族和對蒙古本身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解決了壹些前人未能解決的有關漠南蒙古歷史上社會、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問題。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與清前期歷史地位，壹直是倍受關註的。顧誠《南明史》受到清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並引發了明清之際歷史的新思考。關於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壹書，與顧誠的觀點不同，認為清朝入關後的統治，誠然具有維護滿族特殊利益，犧牲漢族百姓利益的內容，但同時它也在不斷調整統治方針，努力實現民族關系和諧，以達到穩定政權、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的目的，並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國家的統壹，經濟繁榮，武功強盛，學術集大成等。如果將其和同時期英、法等國的發展水平相比，當時的中國確實落後了，這可以說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劇所在。但這種落後至晚從明朝中葉就開始了，康乾時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吳吉遠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壹書是比較重要的學術著作。該書對清代專制與法制的關系，清代立法與司法的建設，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對朝縣(州)、府、省三級司法職能進行了立體的分層深入研究，並考察了幕友、書吏、差役、長隨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統的基本狀況。關於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馮佐哲的新著《和珅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比較徹底地改變了以前將和珅漫畫、醜化的傳統做法，還和珅以歷史本來面目，糾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華文化通誌編委會編的《中華文化通誌》劉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驕的《甌越文化史》、武斌編的《中國文化史概說》、趙錦元等編的《中國民族宗教與文化》、馬啟成、丁宏的《中國伊斯蘭文化類型與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陳鼓應主編的《道教文化研究》、張繼禹主編的《道法自然與環境保護棗兼論道教濟世貴生思想》等。其中由蕭克任編委會主任的《中華文化通誌》，從籌劃到編撰出版，歷時8年，篇幅達101卷、4000余萬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壹部系統、全面的文化通誌。全書分為序卷和十典百誌、貫通古今五千年歷史，涵蓋十大文化領域，包括56個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經等十個主要學科，匯集了大批專業學者，內容豐富詳實，撰寫質量高，既有可讀性也具學術性，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中外關系史研究：楊富學的《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亞古文獻進行專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論著之壹。作者利用國內外已刊布的回鶻文文獻, 結合漢文史料，對回鶻佛教的傳播歷史、經濟情況、功德思想、寺院興建、寺院經濟及佛教對回鶻文明的影響等問題作了較全面系統的探索。林梅村的論文集《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盧文獻並與史籍和考古資料相結合，是研究中亞古代歷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歷史地理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陳橋驛《方誌論集》、葛劍雄《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李勇先《輿地紀勝研究》、衛家雄、華林甫《銀色巨龍--長江》、辛德勇《黃河史話》等。通過這些著作和壹批論文，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地理是壹門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專門之學，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們除了對疆域與政區、歷史軍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關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如何保護環境，也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綜觀中國古代史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內容充實、觀點新穎的論著不斷湧現，專題研究亦有所加深，學術空氣相當活躍。但在深入發掘材料的同時，轉變視角，引發新思路，借鑒或與其他學科相結合，開辟史學研究的新途徑，都有待繼續努力。另外，研究學風尚須進壹步嚴謹，尤其應加強學術批評，提倡學術爭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