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哲學體系，其核心就是倫理道德學說，其宇宙本體是倫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實體，其哲學理性是道德化的實踐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來，人倫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倫理化了，人的價值以倫理原則為尺度。從認識論上看，中國傳統哲學強調知行統壹，認識與道德統壹，認識的目的是在於覺悟，在於行德。《白虎通義》稱：“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所謂覺悟，就是打開心靈的混沌，煥發德行的潛力。以德行覺悟為認識的主要目標，既是中國文化倫理型性格的表現，又助長了它的倫理化走向。因此，中國文化認識外在客觀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與人倫道德攪在壹起，而不把它當作獨立的認識對象。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麽中國文化可以稱作“德性文化”。在這種“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約下，中國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別註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尊者、長者尤其要講究以表率服人。所謂“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這壹思想的通俗化、大眾化的表達，則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於法治，身教重於言教，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第二，以懲惡揚善為宗旨，強調教化作用
中國文化十分強調“懲惡揚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國古代文學歷來就強調“文以載道”，十分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提倡美與善相結合。宋代理學家周敦頤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用），徒錦也，況虛車乎？”（《通書?文辭》，《周元公集》），並不承認文學在傳播政治倫理學說外，還自有獨立的價值。唐代詩人杜甫也說：“文章壹小技，於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詩》），因文章主要是載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寫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繪畫藝術中，畫家著力表現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山川日月、天地萬物，不是為了表現它們自身的美，而是因為從它們的生命節律和形式可以聯想到人類社會的運行節律和形式，體悟到倫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畫家文灝說：“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於繪畫“心虛異眾草，節勁逾萬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來頌揚謙遜的品格。堅貞的氣節，借以砥勵自己的品格。寫物是為了寫人，以頌揚人倫道德、節操。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壹切景語皆情語”，情景交融的作品方為上乘之作。中國的文學與藝術浸透了人倫道德的觀念，成為勸善的工具，教化的載體。就是史學，也不以存史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貶，別善惡”為宗旨。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寫歷史是服從和服務於倫理的需要。中國古代教育也是把倫理道德教育放在第壹位，把學習文化知識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成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孟子也明確指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明人倫”，“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總之，中國古代文化，無論文學藝術，還是史學、教育都以“懲惡揚善”的教化為目的，滲透了倫理道德觀念。
第三，強調“忠、孝”，充滿人文精神
中國古代文化特別重視宣傳“忠”、“孝”觀念。宗法專制的中國古代社會把天下（國家）視為壹個大家庭，封建國家的政體就是按照父權家長制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君主是全國的“嚴父”。誠如黑格爾所說：“中國純粹建築在這樣壹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所以，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提倡“以孝治天下”。他們認為：“其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在他們看來，在家孝順父母，出外就能忠於君王，就不會犯上作亂，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國古代政治從來就沒有完善而獨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說教來代替法制制度的實施。此外，中國古代文化充滿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事、人倫擺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由於中國文化充滿人文精神，重人倫，講究“忠”、“孝”、“仁”、“義”，所以，造就了歷史上眾多的舍生取義、精忠報國的誌士仁人。由於中國文化的強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數千年輝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親、忠君為核心的封建倫理意識，也是殘害人民的精神枷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嚴重地阻礙了歷史車輪的前進。
二、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國，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化體系。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構成中國文化壹個重要特征。
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壹，表現出無與倫比的生命延續力。就世界範圍而論，中國古代文化雖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壹，卻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與文化中，唯有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有最頑強的生命延續力。這種無與倫比的生命延續力，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世界上唯壹綿延不絕發展至今的壹種文化類型。
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民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亞歷山大大帝國占領而希臘化、愷撒占領而羅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蘭化，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而中絕並沈睡千年。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文化學界將七個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蘇美爾文化、密諾斯文化、瑪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國文化——稱為人類原生形態的“母文化”。而在它們之中，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化雖未受到遠自歐洲、西亞、南亞而來的威脅，但也屢屢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沖擊，如春秋以前的“南夷”與“北狄”入侵，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連南下，直至明末滿族入關。這些勇猛剽悍的遊牧民族雖然在軍事上大占上風，甚至多次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被以華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遊牧或半農半牧民族在與先進的中原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幾乎都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飛躍。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與中斷，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進步。而在這壹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鮮養料，如遊牧民族的騎射技術，邊疆地區的物產、技藝等，從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猶如萬裏長江，是由無數高山上的涓涓細流，匯合成奔騰的大河，壹直向前發展，從不中斷，直到匯入大海。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發展中既是壹脈相承的，又匯入綜合了我國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獨特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體系，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奇觀。
第二，表現出非凡的包容會通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從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而總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會通精神來豐富和完善自己。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壹精神首先表現在對諸家學說采取兼容並蓄的學術主張。中國古代思想家雖各有所尊，但又提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把這當作文化發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戰國時雖百家爭鳴，互相駁難，但也互相吸收。如呂不韋就主張統攬百家，這壹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主持編撰的《呂氏春秋》上。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佛)、道三者得以長期並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這壹包容會通精神。所以，在中國古代，儒、釋(佛)道三者的神可以並祀於壹堂，在《西遊記》、《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中更是可以見到三者合壹的許多具體描寫。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裏，甚至表達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壹起的思想。事實上，古代中國除了儒、道、佛三家並存外，甚至還以寬厚的心態接受了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這種包容會通精神，使得中國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這種融合力使得中國文化在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善於有機地吸收中國境內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中華各民族文化，例如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羯、羝、羌、契丹、遼、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匯於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沒有這種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20世紀70年代初，曾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壹次著名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上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壹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樣性
第壹，中國文化因地理環境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樣性。
中國作為壹個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早在兩幹多年前，其版圖便“東漸於海，西被幹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中國各地的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政治水準也參差不齊。因此，中國文化自其發生期，即因環境的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元狀態，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已大體成形：從大的文化類型來分有在濕潤的東部發展起來的農耕文與在幹燥的西部發展起來的遊牧文化；從不同地域細分：東臨滄海有齊魯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晉文化；荊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長江流域而分處上遊、中遊、下遊分別有巴蜀文化、楚文化與吳越文化；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國文化史上，由於人文地理之異，以至於文化思潮也龐雜多歧：在壹定歷史時期，不僅各地區學術研究有自己傳統的研究領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連續性和地區間的相對獨立性，而且在同壹領域中，由於地區間的差別而形成不同的派別。如清代江蘇、安徽學者皆以治經為主，浙江學者擅長治史。在宋代文壇上，形成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以徐照、徐鞏、趙師秀、翁卷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以鐘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清代則有以朱彜尊為首的浙西詞派，以方苞、劉大柵、姚和為首的桐城派，以渾敬為首的陽湖派，以張惠言為首的吳派。這些派別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國文化由於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閉環境中孕育和發展，而具有獨立的自成體系的人文內涵
中華民族生息在東亞大陸上，東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壹望無際的廣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聳入雲的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其地形特點是西高東低，形如壹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歐亞大陸腹地，面對遼闊的太平洋。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文化是壹種大陸文化，它產生於壹個半封閉的大陸環境中。因此，中國文化遵循著壹條獨立的自成體系的發展道路，與其他古代文明古國大不相同。中國古代文化的獨特性與悠久性達到了驚人的統壹，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絕無僅有的珍貴現象。由於中國地理位置處於半封閉的大陸環境，中國文化的發生期，大體是在與東亞文明圈以外諸文化相隔離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的。它有著鮮明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與東地中海文化和南亞文化大相徑庭。以文字為例，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後來流行於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壹統的特例。從文學藝術上看，中國文學藝術自成壹體。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與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區的《希伯萊詩》，古希臘的《伊裏亞特》和《奧德賽》處於同壹時代，但《詩經》中的《國風》和《大雅》既不同於《黎俱吠陀》、《伊裏亞特》那種近於小說、戲劇的敘事詩和史詩，也不同於《希伯萊詩》那種歌唱人生與宗教的抒情詩，而是壹種以世俗生活為題材，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詩。從哲學上看，中國哲學也有壹整套獨特的範疇體系。如先秦兩漢提出的陰與陽、天與人、名與實、常與變，矛盾觀中的壹與二，人性論中的善與惡。魏晉時期玄家綜合儒道兩家，提出有與無、體與用、本與末、壹與多、言與意、動與靜、自然與名教等等，與歐洲哲學從亞裏斯多德到康德、黑格爾創立的範疇體系（如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等）在立論的角度和側重點上均大異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