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相傳，做七習俗始於唐初，大致情節是：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曾囑咐太子：死後每隔七天須由親人為其擺壹次薦宴，燒壹回紙錢，前後***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靈魂得以順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辦，尤應豐盛，等等。太宗死後，太子遵旨壹壹照辦。其後公卿百姓紛紛仿效，由此形成做七習俗。這種故事當然於史無征。有人指出，做七習俗雖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時已見有關記載，《北史·胡國珍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佛法”，及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北齊書·孫靈暉傳》：“從(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
根據上述記載和其他若幹資料，學者多認為做七習俗來源於生緣說，大約在佛教傳至東漢後到南北朝這段時期內形成，從唐初起突破信眾範圍，走向世俗化。為何要規定“七”為忌日?謂人生有六道流轉，在壹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壹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壹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壹處(見《瑜珈論》)。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這種由佛教“生緣說”催生的做七習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時形成，自然應視作當時佛教盛行的產物。唐人李翺曾撰《去佛齋說》，對做七習俗及其理論依據予以駁斥，其根據之壹便是“傷禮”，不合儒家對人情哀戚的講求，這也能反證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相反，也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本於道教。從該俗的實踐看，做七既請僧眾誦經，也請道士誦經，而民間關於做七由來的種種解釋，多與道教的地獄結構及功能的宣傳相吻合。清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十二還結合做七習俗起於元魏、北齊的歷史背景來對此論證：“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煉丹拜鬥，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還引證《韓琦君臣相遇傳》：宋仁宗駕崩，英宗初即位。光獻太後對宰臣韓琦說：“當初立他(指英宗)為皇太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於錢爐矣。”這個引證別有深意——眾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後，道教壹直備受尊崇，到真宗時更受到無與倫比的偏愛，還出現壹個所謂“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趙玄朗，成為趙宋皇家的祖宗，從而使道教躍居“國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創，很難想像會替已故皇帝行此奠儀的。
還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源自先秦時代的“魂魄聚散說”：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壹臘而壹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為忌，壹忌而壹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義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陰陽二氣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萬物，謂“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氣亦惟七；以及《易·系·復》曰“七日來復”，《禮記·檀弓上》日“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來，也都是後世做七習俗的信仰內涵所在。不過這些觀念和舊禮又是怎麽具體變成做七習俗的呢?仍是壹個迄今無人作出說明的疑問。
還有人推測，做七習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時“國人”於父母葬後迎其魂靈於殯宮的祭祀儀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靈得到安息。按禮制規定，舉行虞祭的時間和次數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區別，士之喪三虞，大夫之喪五虞，諸侯之喪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為期。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諸侯的七虞之禮。再往後，秦並六國，改朝換代，只要有條件誰舉辦七虞都行，最終流變成了通行民間的做七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