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孕育發生到雄壯強大，經歷了壹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這壹歷程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日臻豐富的歷程，也是人不斷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進高峰的歷程。
壹、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傳子
（壹）基本特征：蒙昧時代
這是中國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相當於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二）主要情況
1.中國人種及文化獨立起源。大量考古發現有力駁斥了中國人種西來、南來、東來諸說這類論斷。我國境內分布廣泛、數量眾多的考古遺址表明，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居民間，體質上存在明顯的承續、發展的人種學序列，基本上是在壹個大的人種（蒙古人種）主幹下發生和發展的，還未發現西方人種的參入，中國人種西來說和中國文明西源論缺乏人類學依據。也就是說，中國石器時代文化是在相對單壹的人種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以後中國文化持續穩定的獨立發展，起著重大作用。
2.農業起源的中心奠定了農業文化的基石。經歷了壹百多萬年的采集和漁獵活動，我國境內的原始人積累了豐富的動植物知識，大約在新石器時代開始了農業栽培和家畜馴養。中國無疑是世界農業起源的中心之壹，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內的豐富多彩的農業生產方式，奠定了有別於遊牧方式的農耕文化的基石，由此決定了後來中國文化的許多實質性特點。
3.中國文化的多元發生。中國前文明期時期的文化遺址數量極多、分布極廣，恰似“滿天星鬥”，它預示著中國文明的多元發生，然而其主體集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及其南北不遠的範圍內，這與文獻傳說大致相符，華夏（河洛）、東夷（海岱）和苗蠻（江漢）三大先民集團，在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證明。
二、雛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戰國
（壹）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創制
像世界其他地區獨自生成的文明系統壹樣，此壹階段已經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構架，後來影響中國文化乃至整個東亞文化達兩千多奶奶許多特征在此階段已初步顯現。盡管這壹時期華夏組的宏大空間（“中國”）還很有限，尚沒有對南北四方產生足夠的作用力，但中國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會意的漢字、儒墨道法等諸子思想、宗法倫理等等都對後世影響甚巨。
（二）主要情況
1.文明初興。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國範圍內普遍出現了文字、青銅器、宮殿、祭壇等，中國文化開始進入文明階段，這與文獻所載古史系統中的夏代相當，目前在豫西、晉西南進行的考古發掘正在揭開童年時期（夏代）中國早期文明的面紗。
2.青銅文化獨具特色。中國青銅時代的諸特點，如銅錫合金、塊範鑄法、有特征性的器物類型及其組合，這些都與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國青銅器優先用作禮器，以象征王權和等級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戰爭維護政權，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樣主要用做生產工具。
3.天、地、人三大祭祀發達。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別發達，這與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觀念互為因果，並孕育了中國文化的壹系列特征，如慎終追遠、重史立言等。
4.中國文化第壹次轉折。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轉折時期。私有經濟迅速發展，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宗法封建制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學在官府”發展到“學在私門”，“士”階層興起，壹元文化離析，多元文化發展，諸子並存，百家爭鳴，學術枝蘗，各門學科逐漸走上獨立分化之路，，如文學、藝術、史學、哲學、醫學、數學、農藝、軍事學、天文學等，各領域都吸收然後揚棄了宗周的文化體系，與社會變革的新時代相表裏，達到空前繁榮的水平。這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元典時代”）。
5.元典創制。這壹時期形成的《詩》、《書》、《禮》、《易》、《春秋》及《論語》、《墨子》、《莊子》、《老子》、《孟子》等中華元典，系統地展現了中華文化的中堅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論、憂患意識等，以及陰陽、道器、有無、理氣等範疇，在諸子辯難、百家爭鳴中已張揚開來，為後世中國文化的觀念層面垂範作則，建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三、定型期：秦漢
（壹）基本特征：大壹統的帝國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從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後220年的這四個多世紀，是壹個連續的文化過程。如果向前追溯，壹統帝國文化的端緒應該溯源至春秋戰國之際，因為其時所發生的第壹次社會大變革和文化大轉型，已經寓合著政治的大壹統和文化的大壹統。秦漢大壹統帝國的建立，漢民族在政治、軍事以及所有的內外事務上都表現出強勁態勢，民族的文化原創力得到輝煌的迸發，並顯示出帝國文化的外拓氣象。這是“古代帝國的完成期”、“古代中國文化的總歸結時代”，它完成了對先秦多元文化的壹統整合。
（二）主要情況
1.中國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來。如度量衡的統壹、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戶籍控制、官吏考試方式和經學、史學體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國獨具的特色，並在帝國內部有效實施。漢族的形成也在此壹時期，漢語、漢字、漢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漢時代基本定格。
2.儒家文化開始在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在經過秦朝至漢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調適與磨合之後，大壹統帝國的集權體制終於找到了壹種與之相契合的意識形態，那就是發端於元典時代而又汲納了道、法諸家的儒家文化。在漢代統治集團倡導的“獨尊”氛圍下，儒家文化被經學化和官學化，“經學”成為至尊之學，兩千年來規範著全民的視聽言動。而在統治集團的實際運作中，卻儒法兼采、王霸並用，這也成為後代專制集權統治的壹般方略；士大夫間流行儒道互補的生活哲學，下層社會則輔之以潛行著的種種民間宗教。
3.中央集權政體、皇權更替、朝代循環的基本模式形成並固定下來。這壹模式對後來兩千年的改朝換代和文化傳承影響甚巨。這種模式是，在壹個朝代內部，帝王按嚴格的宗法制度世襲轉讓；但當壹個王朝腐朽不堪維系，則有雄強者借勢取而代之，出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皇帝輪流做”的局面。農民戰爭或豪強奪權導致的改朝換代反復重演。正因為帝王世襲並不絕對可靠，於是統治者更加重視王權的神化和聖化，後代的專職理論愈演愈烈。值得註意的是，改朝換代並沒有引起文化中絕，盡管後繼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總是自覺認同前代並實現文化接力，秦漢之際、兩漢之際是如此，後來歷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由多元走向壹統，中原農耕文明在與周邊遊牧文明的沖突交融中，逐漸贏得強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漢文化足以與南亞的孔雀王朝文化、歐洲的羅馬文化相媲美，成為亞歐大陸並峙的三大帝國文化。秦漢時期，既可以視為中國史前文化及元典時代之後的壹個大完結、大整合，又可以視為後來的帝國文化乃至中國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獨立階段，這四百多年自成循環，有始有終。
四、融合期：魏晉南北朝至唐中葉
（壹）基本特征：胡漢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這壹階段，中國文化開始大範圍地與東亞、西亞、南亞文化進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亞洲之中國”的道路。這壹時期，與莊園經濟和門閥貴族政治相表裏，精神領域裏神學彌漫，儒、道、玄、佛各擅勝場，影響著思想意識各文化門類。
（二）主要情況
1.中國文化的第二次轉折。魏晉以降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都為之壹變，呈現出有別於秦漢的時代特征。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崩潰，門閥制度和貴族政治成為此後幾百年間壹大特征。莊園經濟和貴族政治導致的割據性，使朝廷對上下文化幹預弱化。文化由社會轉向個人，由外部轉向內部，對個人生命意義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給此後幾百年見玄學和佛學的高漲留下了充分的空間。經學和名教衰頹，是魏晉以來文化轉折的壹大標誌。“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成為魏晉至唐代中葉的文化主潮。儒學陷入困境，其後發家和名家雖曾壹度受到重視，但最終代之而起的卻是“玄風獨振”，佛學興盛。玄學的發達，可以視為兩漢思想禁錮以來的壹大解放，是個人主義的復歸；儒家思想“獨尊”局面被打破後，儒、玄、釋、道多元文化，***存***融，形成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之後又壹度的思想學術大繁榮。
2.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之間的沖突與整合是這六百年間文化的壹大主題。有別於秦漢的是，這壹時期，華夏農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減弱，北方遊牧民族的壓迫曾經造成“五胡亂華”、南北分治的局面；但遊牧文化無疑又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復壯和補強作用，繼秦漢之後，隋唐成為又壹帝國文化高峰，不能不說得益於充滿陽剛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氣”的熏染，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3.來自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交互關系是這六百年間的又壹主題。 佛教傳入之初，也曾經與儒、道等文化體系相沖突，但終於與中國的倫理規範、實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協、相融合；經過排佛、滅佛、佞佛、援佛等過程，佛教逐漸實現了中國本土化，並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尤其是隋唐時期，佛學宗派林立，禪聲繚繞，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奇峰異巒。如果按照通行的說法將中國學術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近代新學），那麽其中三段（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是直接因為佛教影響而形成學術大勢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就在這壹時期，後來的宋明理學也潛伏於此。
4.中國文化中心開始向東向南轉移。這壹過程大規模展開與東晉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基本移至南方，所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還沒有最後實現，這六百年間正好是南移過程中的過渡和調適期。
五、強化期：唐中葉至明中葉
（壹）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紀的中國，繼春秋戰國之際和漢魏之際以後，發生了又壹次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它同時還引起東亞文化圈內朝鮮、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繼發生變革。有不少日本學者和歐美學者，將此次轉折看作是中世紀（或稱“中世”）向“近世”的轉型。中國學者陳演恪則認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後期的轉折，規範了中國文化史後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壹年間，中國文化在自身的發展中，總體上已顯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轍的種種動向，韻語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稱之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況
1. 地主——自耕農經濟和文官政治相互結合。唐代中葉以降，領主莊園經濟破產，地主——自耕農經濟定型；賦稅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兩稅法代替租庸調制為開端，以後宋明幾帶的賦稅改革，越來越明確地把朝廷對平民的直接經濟關系確定下來。政治上亦是如此，科舉制度實行以後。門閥貴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從地主和自耕農中考選，具有壹定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此種地主——自耕農經濟和文官政治的特色，與封建時代的西歐、日本大相區別。
文官政治形成
2.市井文化勃興。唐宋以來，實物經濟式微，貨幣（包括紙幣）大量流通；城市由單純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堡壘演變為經濟和文化的集散地（這種功能的變化被有的學者謂之“城市革命”）。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市井文化趨於活躍，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說、戲曲，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另創壹格。如果說，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構成中國文學主流脈絡，那麽中唐以後其俗的壹脈（如戲曲、小說等）便由潛漸顯。
3.儒學復興。醞釀於唐中葉，在宋明得以張大的理學，壹定意義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復歸，尤其是陽明心學已初具道德個人主義的內涵；宋學的懷疑精神和清代考據樸學的實證精神，也已觸及到實證科學的底蘊；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為壹體，形成所謂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審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觀念主導了全社會的價值規範，對其後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響。
4.民族文化的氣質從漢唐的雄強外拓轉向宋明的精致內斂。唐以後，在日益強化的君主集權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實行文武分離、右文抑武之策，雖然防止了武人割據和篡權，卻導致國防劣勢，也使民族文化的氣質和國民性格發生變化。而與此同時，中國周邊民族卻日漸崛起，走向與華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盡管最終都沿襲、傳承了中原農耕文化，但是後進民族的壹再軍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壞，無疑也阻礙了中國文化原發式近代轉型的可能。
唐中葉以降的文化轉折，決定了壹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體走向。故爾有識者多重視兩宋文化，如嚴復說“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而對西方文化來說，“最近幾個世紀西方所接觸的那個近代中國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這時候出現的”。總之，這壹階段構築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之前中國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基礎和出發點。
六、轉型期：明末迄今
（壹）基本特征：中西文化交匯，中國文化走向近現代化
這壹階段，已先期完成現代轉型的工業西方以炮艦加商品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國門。中國文化第壹次遭遇到“高勢位”文化的入侵，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調適、融合過程異常艱難也異常痛苦，但這壹過程也賦予了中國文化新的發展際遇，中國文化在制度、物質、行為、精神諸層面進入現代轉型期。
（二）主要情況
1.早期啟蒙思潮。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更加活躍，出現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觀念意識層面，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等壹批先進人士非君崇“公”，高倡“民本”，開近代啟蒙主義之先河。
2.西學東漸。此間，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土，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這是繼否叫東傳之後中國本土文化與外域文化的又壹次大交匯。滿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並未中斷西學東漸，但雍正以後則大體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頓下來。直到鴉片戰爭後，才開始又壹輪西學東漸的歷程。
3.樸學興起。清朝前中期，基本沿襲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徑，只是考據樸學的實證精神得到空前發展，對兩漢以來經學的神聖性起著“解構”作用。
4.內力、外力***同作用推動文化的現代轉型。清代晚期以降的現代轉型是內力和外力***同作用的結果，是西方影響與中國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蕩、相互作用和產物。曾經頗有影響的“沖擊——反映”模式，充分肯認了西方現代文化的輸入對於中國現代轉型的作用，以及中國固有傳統對現代轉型的阻力。但僅僅認識到這壹側面時不夠的，還應該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沖擊面前，中國文化自元典時代就深蘊其中的憂患意識、變易觀念、華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傳統，通過現代詮釋獲得了新的生命，轉換為近代救亡意識、“變法——自強”思潮、革命觀念以及近代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等等，推助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至於自宋明以來隱而未彰的原發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納入到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動因系統之中。如果對此估計不足，必將導致對中國近壹百余年來現代化進程的片面理解。
5.兩廣、江浙成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由於現代西方文化從東南沿海登陸，所以兩廣、江浙成為壹個多世紀以來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閩粵等地以及宋明以來就已成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這壹階段不僅是經濟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重心，其文化能量不斷地向內地輻射、推進。此種由南向北、由東向西的文虎啊傳播路向，與兩宋以前由西向東、由北向南南的文化傳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勢。而兩湖地區則成為古與今、中與西相互交會的要沖地帶，所以際會風雲，人問薈萃。這些都構成中國近現代富於特色的文化景觀。
6.文化變革劇烈空前。20世紀以來的文化變革，無論在深度、廣度還是在劇烈程度上，都比中國文化史上的前兩次轉折（春秋戰國之際和唐宋之際）有過之而無不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舊決裂，可以看作詩對明清之際以來啟蒙思潮的壹個完結，對中國文虎啊傳統有所厘清。此後，中國經歷了對歐美模式和蘇俄模式的學習、選擇與揚棄。尤其是70年代末以來，在世界信息化、全球壹體化的時代氛圍中，中國正在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上經歷著變革，從而把清中葉以來百余年間起伏跌宕的文化轉型推向高潮。這種轉型的激變性和復雜性，為古今中外所罕見，它包括三個層面：壹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此壹過程自19世紀中葉已經開始，時下正在贏得加速度），這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二是從國家統制式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這種經濟體制的改軌與上述經濟形態變化同時並進，正是現代轉型的“中國特色”所在；三是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轉化，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正在進行的這壹轉變所誘發的種種問題，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也呈現於尚在現代化過程之中的當代中國面前，如信仰危機、生態危機、能源枯竭、文明沖突等等。當下日益深化的現代轉型對傳統文化的激蕩、挑戰和提供的發展機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文化史正在揭開蔚為壯觀的新場景。
思考題：
1.“百家爭鳴”是在怎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如何評價秦漢文化在中華文化史上的地位？
3.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原因是什麽？
4.如何理解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之間的沖突與整合？
5.中外文化的二次大交匯的特點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