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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歷史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談談為什麽必須要實行對外開

近代中國: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壹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壹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壹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采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誌”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誌》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裏,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鐘表、玻璃等,壹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壹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誌》,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遊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誌》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壹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誌。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壹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壹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壹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誌,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誌了,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誌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壹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肴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壹段時間裏,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壹步滲入,西方的壹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壹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註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壹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遊雜記·淞南夢影錄·滬遊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壹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誌》下篇卷壹,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壹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壹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壹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壹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裏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壹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亙達數十裏”(註:《奉天通誌》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誌·民社誌》,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誌·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裏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裏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範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壹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誌》卷二,風土誌。)。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壹文,主張采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壹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壹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誌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改革開放:

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斐然,通過這個大改革、大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的轉折:壹個偉大轉折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第二個偉大轉折是從封建半封建的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的社會轉變;第三個偉大轉折是人民的生活從溫飽轉向基本小康的社會轉變。

處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周圍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也存在著壹些問題,現在就把對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壹些問題的思考寫下來。

1.精神文明建設

在初中的政治課本上,我還記得有這樣的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設到底建設在哪裏?難道就建設在政治課本上,建設在口頭上?我爸爸時常給我講他們那個年代的事,尤其是那個時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個物質資料極其匱乏的年代,中國基本沒有貪汙,沒有搶劫,更別提有小偷,絕大部分中國人可以在路上撿到錢歸還給失主,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路不拾遺。而當今社會物質方面可以說比我父輩那個年代不知道發達多少,難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貪官?在廣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妳們有幾個在壹個月之內都沒有遭遇搶劫的?

毛主席那個時代會把有限的致敬用來拍“雷鋒”“焦裕祿”這樣的榜樣的電影,每日宣揚好人好事,有“學習雷鋒好榜樣”這樣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裝所有的中國人,這些影視歌曲,在我小時還能經常接觸到,然而現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說“精神文明建設”,實際行動上比以前的中***不知道要落後多少了。

2.物質文明建設

中國建設到現在,物質文明不能說是不豐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滿眼都是高樓大廈。然而,這些高樓大廈這些廠房有幾個是屬於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從這些物資資料中又享受到了什麽?倒是時常聽說某某大樓是新加坡人投資的,某某是老美投資建的廠房。如果這些廠房僅僅用來賺取中國人民財富的機器,那會讓我覺得今天的這些外資的廠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強在中國建設的工廠無異。

下面是引用郎鹹平《中國的八大危機之詳解》中的壹段“各位都知道青島啤酒是我國的著名品牌,妳們還認為青島啤酒還是中國企業嗎?告訴妳壹個數字,青島國資局控股30%,但是妳們知不知道第二大股東是誰?來自美國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買4%的H股,我們中國的青島啤酒就會在壹夜之間變成外資企業。各位還記得徐工的故事嗎?美國的凱利基金要收購徐工,當時包括我在內很多的學者專家在媒體上對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於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資產流失的現象。當時的地方政府以什麽理由賣給外國人呢?是以負的凈資產賣給外國人。負的凈資產就可以賣了嗎?妳有沒有那麽壹點點經濟常識啊。壹個公司的價值不取決於凈資產,而是取決於有沒有持續經營的能力。對於徐工的價值取決於未來持續盈收的能力,還好沒賣,假如以100塊錢賣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凱利基金或者類似的基金,壹定會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賣掉,賺到壹萬塊錢。所以從100塊價格到壹萬塊他可以賺100倍以上。那麽各位了不了解,收購青島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產業資本,收購徐工的就是金融資本,這兩個資本的危害性我們還沒有看出來,還在樂觀的招商引資,妳知不知道招商引資使得這兩只禿鷹來席卷中國奄奄壹息的制造業。那麽妳們可能要問我了, 郎教授這樣是不是太悲觀了,中國制造業我們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給外國人能賺錢嗎?如果妳們有類似的想法呢,妳們就太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了!為什麽我說的話那麽像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講的話更像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其實錯了,我是真正吃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以我對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徹的,我所以講的這麽社會主義是因為我理解了。”

有人說中國可以從在外資在華工廠中學到先進的技術,難道大家忘了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了:西方列強並不希望中國富強,他們不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致使洋務派聘請的壹些洋匠利用中國官員不懂技術,進行敲詐勒索,謀取暴利,使企業難以發展。

因此這些外資企業,他們會希望中國富強嗎?他們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嗎?我想這些答案每個人都應該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進外資使資本輸入國本幣面臨升值壓力,有可能引起宏觀貨幣供給失控而導致通貨膨脹,不利於國家經濟安全導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國政府無休止地引進投資,增加出口,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財富已經被洗劫了壹層了。

3. 弱勢群體

同寢室的聊天,大家談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中,誰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列舉出壹大串來,有農民,下崗工人等等。而他們的生存現狀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難存在?

先說農民,中國的農民,我想人數不會少於6個億吧,這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弱勢群體之壹。就說我們的家鄉吧,雖然這幾年國家出臺了許多惠農政策,但執行的力度始終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無法執行。僅僅只是少數人得到了實惠,大多數村民依舊徘徊在貧困線上,在壹些地區開展的“圈地”運動中,很多農民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僅僅只有幾千元的壹次性全額補償。另外,每年有大量的農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壹類弱勢群體即“農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裏,他們仍然是文化素質低、缺乏教養的農民。雖然他們從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諸如建築、搬運等苦、臟、險、重,城裏人不願從事的累活。雖然也有少數具有壹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層社會工作,但在少數世俗城裏人眼裏,他們依然是農民。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狀況並不樂觀,大二下學期的時候,我參加了學校壹個社團組織的義工接力計劃,當時那個活動是到咱們東大北面的和平區魯園工會,在那裏我們了解到這些進城的農民工,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超出體力勞動的極限,卻常被拖欠工資,有的壹拖就是壹年半載,有的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為續,甚至經常出現暴力事件,為追要工資跳樓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這樣的事件,驚動了中央,驚動了國務院,甚至出現了總理為農民工追要工資的新聞報道。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實依然存在,而且還時有發生。

那麽我們要問,政府勞動監察部門都幹了些什麽?難道都要等這些農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時才肯出手,平時他們都在幹些什麽事?為什麽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礦企業等用工部門了解情況,防患未然。再者,國務院總理幫農民工追要工資,壹方面體現了總理親民,另壹方面也提示了中國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難道國家總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壹條為民工追要工資的日程?還有,拖欠民工工資的普遍性是不爭的事實,而由此引發的後果也是有目***睹的,既然國家出臺了相關政策,為什麽執行起來總是滯後,得不到徹底的落實。

當然,我的見識面有限,經歷不足,無法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說的這些現象實實在在的就發生在我的身邊,我們要正視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真實客觀,不要壹味只是唱贊歌,粉飾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讓中國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

總的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為什麽要實行對外開放?

1. 實行對外開放是總結國內外歷史經驗的必然結果

2. 實行對外開放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要求

3. 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世界經濟壹體化趨勢,決定了中國只能在向世界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第壹,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對外經濟關系,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1)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開放的經濟。只有參與國際交換,才能分享國際專業化協作帶來的好處。(2)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資源是多方面的。我國很難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源。(3)我國由於占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某些特有的生產要素,現在的經濟結構、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又難以將這些要素全部吸收。只有通過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才能使自己的資源要素獲得最佳配置與最佳利用。(4)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要求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有利條件。

第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我們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引進技術是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和推迸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措施。尤其是我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要完成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實現現代化,更應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當代科學技術門類繁多,發展速度加快,國際間技術交流已成為普遍現象。從歷史上看,經濟技術落後的國家能夠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迅速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無壹不是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同時敢於創新和善於創新的結果。

第三,對外開放可以吸引大量外資。我國是壹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資金嚴重短缺。現代化建設要求我們對現有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設備和調整結構;要大力加強農業的基礎她位,促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要大力發展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充分發揮科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要大力發展教育,等等。這壹切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要加快現代化進程,實現經濟起飛,僅靠國內的積累和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開放,積極引進外資,用外資彌補資本要素的缺口。

第四,對外開放可以更好地借鑒和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申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不僅表現在資金、技術、設備等方面,而且表現在管理方面。我國缺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經驗,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經濟管理方法和經營方式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壹項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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